随着学界“亚洲论述”和几个亚洲双年展的红火，将亚洲地区的艺术状况在联系和比较中进行把握已成为很多策展人的共识。但一直以来我们眼中的亚洲似乎只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而 “在野策略”的策展人比利安娜(Bilijana Ciric)在上海呈现越南和柬埔寨的艺术现状，本身便是对势利的国内艺术圈一次温和的反击，以“在野”调侃盛世的光荣与梦想。它们是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臣属国，是近几十年来战乱频繁的国度，更多与我们分享了转型期的艰难以及同历史的复杂勾连。

Vandy Rattana的《柬埔寨第一高楼》和Rich Streitmatter-Tran的《拾穗者与迷彩服》让人想起很多亚洲国家的现状，它们将霓虹闪烁和“第一高楼”的符号诱惑剥离，还原“建筑”这一行为的正在进行时——闲置的稻草人、裸露的钢筋、无助的人类，让观者反思一味追求“建筑”的高度和速度可能蕴涵的暴力和荒谬，置身其中的个体因此显得如此渺小和脆弱。后者重绘了米勒著名的《拾穗者》，“拾穗”曾经是一个把人和土地联系起来的动作，而今天的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无处不在的建筑工地不再带来丰收的满足，“拾穗”这一动作的无用更凸现出建筑背景的荒凉和某些转变的残酷。

另外几位艺术家则体现出对历史和记忆可贵的反省，以及决不简化现实的清醒态度。电影《S21——红色高棉的杀人机器》中导演Rlthy Panh深喑历史“强迫遗忘”的机制，促使幸存的囚犯、警卫、遇害者家属共同谈论当年的处境，并通过搬演、照片、绘画、留存档案等多种形式，重建人们反思历史的能力。Dinh Q. Le的《想像中的国度》以两面对照的影像装置，呈现越战结束后父辈们离家入海的景象和部分回归的年轻人对今日越南的态度。相较之下，柬埔寨舞蹈家Shapiro显得比较乐观，她在《迁移之舞》中运用传统舞蹈元素表现今天散居海外的柬埔寨人在文化、语言和生活上的孤独、困惑以及最终的融合。

文／ 段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