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艺术家乔丹·沃尔夫森（Jordan Wolfson）在西岸博览会期间与策展人秦思源对谈时，中途因感觉现场像是“美国90年代免费电视频道毫无魅力的人们就一个无聊话题进行冗长讨论”而面有愠色。但其实这个比喻也可以用在沃尔夫森自己在池社的“江轮之歌”展览上。

此次在上海的展览“江轮之歌”（Riverboat Song）中的唯一一件作品就是他今年早些时候在伦敦Sadie Coles画廊首次展出的《江轮之歌》，这件七分钟的影像作品就像是艺术家在2017年惠特尼双年展上展出的备受争议的《真实暴力》（Real Violence，2017）一样耸动，给观众带来尴尬、不安甚至是痛苦。不同的是，双年展的观众被警告作品有极端暴力场面，另也设有观看年龄限制；笔者并没有在充满奇特裸露描述乃至于“淫秽”场面的“江轮之歌”展览上看到色情暴力内容警告或是年龄要求等观展限制。但就像熟悉沃尔夫森作品的观众早已了解的一样，他的创作在许多意义上都是有明显自恋倾向的（Sadie Coles画廊描述这件作品为“自恋的、超现实的噩梦”）。艺术家在不止一个场合指出，作品中的主要男性角色（也就是常出现在其作品中的动画形象哈克贝利·费恩——马克·吐温笔下的顽童）就是他自己，这人物面带笑容、以一种相对轻松的口吻讲述的耸动叙事就是他自己真切想要说的话，这人物做的事情就是他想要做的事——包括突然在身上长出一对硕大的乳房，一个臃肿的屁股，穿着Christian Louboutin高跟鞋跳充满挑逗意味的舞，或是用刀将自己穿肠破肚。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认知及欲望与艺术创作中传达给观众的信息的直接对应关系确认了一种伍迪·艾伦式的创作方法，而艺术家原罪式的白人男性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一种与政治正确倾向紧密相关的升华；换句话说，直白而毫不羞耻地暴露自己的龌蹉（而不是光辉形象），是当下某种特权阶级独特的政治正确。这也几乎就是特朗普的政治实践模式。

比起这些作品的个人或社会意义，对于尚未将自身生存状况完全病理化的中国观众来说，艺术家对于当代文化形式的思考以及挑战媒介固有特性的创作方法可能更有趣。《江轮之歌》就像是许多其他沃尔夫森的作品一样，不加修改地使用了许多流行音乐歌曲，这不仅像艺术家所说的一般是有“激进”意义的——突破了一种由礼貌、高低文化区别及经济原因所维系的禁忌；对中国当代艺术及文化而言，这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无论我们是要在紧迫的所有制问题大环境下讨论神圣的原创性还是有巨大盈利潜力的IP，这都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再考虑到沃尔夫森著名的机器人作品《Female Figure》与《江轮之歌》在主体意识、性别意识及流行文化引用方面的呼应，观众也可以在受到不同程度惊吓的间隙反思当代文化的复杂结构。但是这些作品比起快手或是这两天的几个事件来说，几乎就像是“美国90年代免费电视频道毫无魅力的人们就一个无聊话题进行冗长讨论”——艺术家面对的国际及社会现实似乎是朴素而保守的。

文／ 李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