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历史文件：港台录像对话1980-90s”由台湾策展人孙松荣与林木材策划，集结了来自港台两地共17位艺术家20件作品。展览做为台北国际纪录片影展下属的一个单元，尝试从录像艺术的角度回应本届影展主题“再见真实”。

“再见真实”提供文字上的双关，以此展开香港与台湾从1980年代起透过影像创作产生对“真实”的质疑。台湾艺术家郑淑丽的《Making News Making Hisotry - Live from Tiananmen Square》（1989）是艺术家在事件发生前于北京所拍摄，以五频道录像呈现了艺术家本人、美国新闻媒体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视角，浮现对于同一事件叙事的差异。同样利用同时期影像，由王俊杰与郑淑丽共同创作的《历史如何成为伤口》（1989）中通过将电视台资金来源与广告收费标准拉到台前，进一步直视媒体巨兽挟带着巨大资本掌控着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却又透过鲍蔼伦利用香港本地熟悉的游戏在《估领袖》（1990）中被戏谑地阐释。如同策展人孙松荣在策展前言中所说，四个政治事件——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1987年台湾解严，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1997香港回归（尽管有参展艺术家坚持是主权移交）——串联起了这个展览中的作品。

在录像机尚未普及的八十年代初期，对影像与政治现实的改造同样不可得。但透过对媒体影像不断地回返、引用与拼贴，两地的艺术家找出了一条拆解现实的逃逸途径，媒体影像与作品的界线被消解。最有趣的例子当属共同创作香港第一支录像艺术《录像桌子》（1984）的艺术家沈圣德（另一位创作者为荣念曾）在1980年代制作的音乐录影带，以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为例，沈圣德用电视机中一开一合的嘴的影像来代替张雨生本人的演唱，但划水的手依旧是张雨生本人的手，这种图像与身体的错位和“黏接”生产出类似袁广鸣《离位》（1987/2018）中对“图像”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辩证——是否任何知觉形式都能以显现身形存在？

如同艺术家格里斯（Malcolm Le Grice）在他的《数字时代的实验电影》（Experimental Cinema in the Digital Age）中所说：“播放的状态是一种物质性的事件。”走入当代馆的黑盒子空间，迎面而来的作品多透过老旧的ＣＲＴ电视机播映，试图重返1980年代这些影像被制造出来的现场。尽管影像的物质性在影展的结构下被化约为单／多频道、黑白／彩色、年代与创作地，数位化的档案仪式性地透过映像管的类比讯号再现。但对于观众来说，仪式性的观看或许更能去对影像中的讯息进行的解码、检视与连结。

当 VHS 的视觉语言美学已经在 Vaporwave 中轻盈地绚丽转生，这些透过笨重甚至偶尔运作失效的映像管电视中重现的真实对当代艺术馆的年轻的观众们显得有些遥远。面对中国这个想像中的巨兽，什么样的抵抗能成为新的真实？对照台港两地现下的政治风景，学者马文彬（Ackbar Abbas）在荣念曾与冯美华的《城市影像》（1990）作品中写下的那句“只有即将消逝的东西会成为影像”会是最为真切的注脚。

文／ 徐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