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垂下来的LED暖光源灯管和静置的旧家电、废弃家具，帘帐之间微风拂拂，电子香炉暗光闪烁，空旷的展厅混杂着各种媒材发出的窸窣响声——以上种种情景，都难免让邓国骞在剩余空间的展览呈现出一种废墟感。观众的感知也不断在户外与室内徘徊：充满港味的摄影组作《不可以摸果子》（2015至今）环绕于四周墙面，把我们从武汉的酷暑拉回香港的烟火气中。作品之间交叠出的全新场域让空间又回归到最基础的一层物理属性，即人的居所。

在香港，住房的供需关系一直是一个尖锐的矛盾点，公共物与私有物归属权之间的划分与讨论似乎从未停歇。邓国骞从小住在香港城区核心地段，长期生活的经验造就了他对城市中公私边界的敏锐观察。在作品《高桥的右边》（2017）中，艺术家对居民观看视角提出了一种假设：摄影机放置的位置与对路人视线的引导只是为了让我们能更方便地看，去发现那些公共建设中的权力布局。打桩机每一次敲击路面，实际上都是一次权力意志的执行。而当艺术家把在私人住所床褥上的弹跳节奏与资本规划中打桩机撞击地表的响声并置时，产生于私人空间的幽默仿佛可以消解外部权力的不可抗力。

同样，《今<东京梦华录>》（2012至今）选用记载北宋徽宗年间开封城盛景的经典文本做题目，实际则是通过对连锁店所构成的现代都市景观逐一分区记录（元朗区/油尖旺区/中西区），从中发现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经济面貌下的公式与套路。邓国骞在走访香港街头拍摄那些不同品牌但布局整齐划一的24小时连锁便利店的同时，也为那些传统的个体经营户录下关门歇业的影像。艺术家从这二者的非偶然关联中抛出一个现实层面的诘问，即经过未来若干年的经济发展，大都会的规划模式是否必然会替代或同化个体户？

事实上，在大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不光艺术家向作品注入的现实考量，就连个体意志本身都会一直面临涂写与重画。在近作《起草》（2018）中，邓国骞调用了香港市花“洋紫荆”的植物学特征（花大而艳丽，但无法结果）与相关名称纠纷（在基本法起草阶段，“洋紫荆”的“洋”被去掉，香港区花名义上变成紫荆花），并在开幕期间，通过吞吐烟圈这一夹杂些许独饮之醉意的行为，来暗示两种花朵之间的意义鸿沟。这些身处于时代之中的辞藻，连同艺术家晨时睁开眼帘的可见之物一起，也将不断面临重新起草，涂抹和另构。

文／ 王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