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究竟有何贡献？在外滩美术馆观看大型群展“百物曲”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反复出现。显然，贯穿展览始终的重要因素“动物”并不单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也包括了人自身的动物性，与此同时，“动物”也是一直被用来描述或象征现代文明框架下所谓“滞后”状态的物种、人种，以及国家或者地域。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动物”从未缺席；人类始终在学习、模仿、崇拜“动物”，并将其作为某种隐性力量内化在人类文明之中。即便是在殖民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盛行的当下，这种隐性的力量也从未被彻底消除，只不过因为我们所奉行的那种“被认可的无知”（sanctioned ignorance，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语）而无法成为显性的主导因素。

“百物曲”并没有在抒发陈腐的“万物有灵论”，也没有追求滥情的感伤主义，更不是在对现代性进行简单粗暴的批判，而是在更为复杂的层面上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探讨“动物”象征的那种滞后的力量，如何以一种敌我共存的方式与现代文明建立关系，并在隐性状态下影响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人类社会，人类也不过是理性地运用了自身的动物性，使之成为制度。伊利亚与埃米莉亚·卡巴科夫（Ilya and Emilia Kabacov）夫妇的《纵向歌剧》（A Vertical Opera，2015）就是以一个不断旋转的剧院模型为制度框架、以苏联的歌曲为精神背景来隐喻一种极端的政治架构。哥伦比亚艺术家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Beatrice González）的布帘作品《室内装饰》（Interior Decoration，1981）里，政治背后的阴暗与罪恶隐藏在一组哥伦比亚前独裁总统胡里奥·塞萨尔·图尔伊特·阿亚拉宴请宾客的欢快场面绘画中。而同一个展厅内，巴拉圭艺术家蒂西奥·埃斯科巴尔（Ticio Escobar）的作品《Arete Guasú节庆中公牛及美洲豹的角力》（Fight Between the Bull And the Jaguar At the Arete Guasú Festival，1990年代初）里，人们装扮成动物进行决斗，又恰恰将隐藏在人类政治制度中的动物性以一种激烈的方式释放了出来。

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敌我共存的关系——马来西亚艺术家孙先勇（Simon Soon）的作品《老虎与探险家》（The Tyger and The Navigator, 2019）即通过殖民航海者与自然力量的较量呈现了这种人与“动物”的共存关系。而郭凤怡的纸本作品则以精细的笔触来尝试理解疾病的生命状态，在一幅作品的细密线条中隐藏着一句文字：“大脑从开始到现在都经过那些动物”，这或许是她在努力调整身体与心智的平衡的过程中领会到的另一种人与“动物”的共存关系。美国艺术家林从欣（Candice Lin）的作品《空间变形（等身蟑螂）》（Metamorphosis in Space [human size cockroach]，2013）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动物的形象来形容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而在《精神之道》（The Way of the Spirit，2016-2017）这件作品中，柬埔寨艺术家克韦·桑南（Khvay Samnang）与表演艺术家Nget Rady合作，通过制作面具、服装，绘画、表演等方式，将人与动物、水和土地的关系融入作品，在这里，动物仿佛缝合了横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那道无底沟壑，成为了让人回归自然的有效手段。

整个展览用一种蒙太奇的手法将各种不同视角、不同理解方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神奇地拼贴在了一起。这些作品并没有按照某种单一的策展逻辑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迈进，相反，它们发出不同的声音，或在同一个问题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角，互相掣肘、相互撕扯，从而形成了某种强大的张力。此时被现代文明 “排除在外”（foreclosure）的那种滞后的力量便显现出来，原本隐藏在作品中的“动物性”大声地向我们宣示它们的存在，逼迫着我们重新去思考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文／ 林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