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69年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是阿尔巴尼亚而不是美国，历史还会依照同样的轨迹行驶吗？在DAAD画廊的夏季群展“深度回响——历史的多重叙事”（Deep Sounding - History As Multiple Narratives）中，出生于科索沃的艺术家Erzen Shkololli的《阿尔巴尼亚国旗登月》（Albanian Flag on the Moon, 2001）用阿尔巴尼亚国旗偷换了美国国旗——对历史事实进行重新解释也是此次展览中大部分参展作品共通的艺术形式。对“事实”的有意篡改如同个人叙事对官方历史的“示威”，既是对历史的淡忘和无视的反抗，也是对仪式性历史叙事方式的重置。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平淡的展览呈现方式未能强化这些意图，反而使得展览又落入当下群展常有的现象——将来自少数文化的艺术家平均地并置展出，难免有文化本质主义对号入座的倾向。

阿尔巴尼亚艺术家Anri Sala的旧作《采访（寻找多重世界）》（Intervista [Finding the Worlds]，1998 ）或许是对“历史的多重叙事”最直接而有力的注解。23岁的Sala在家中后院发现的一卷录影胶片，内容是母亲青年时期接受采访的一段影像，但声音已经丢失。Sala对母亲再次“采访”，母亲表示已经不记得影像内容。去聋哑学校的一程终于破解了录像内容：母亲年轻时候是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一员，采访中流露出激进和热血。Sala对母亲的再采访指向了阿尔巴尼亚政局变革以及母亲对集权主义的反思。克罗地亚艺术家David Maljiković 的喷绘打印漫画《跟前辈过不去》（Problem with Predecessors，2013/2014）基于1950年代的一次辩论：代表前南斯拉夫现代现代主义运动中两派抽象主义的艺术小组EXAT 51和画家Edo Murtić对克罗地亚萨格勒布Ritz酒吧室内装饰保有不同意见。Maljiković的漫画描绘了辩论过程中的不同场景，画面中部分人物和对话框被有意涂抹，叠加的笔触表达了在历史再现之上的个人化情绪，也像是对今天针对公共装饰艺术的辩论不复存在的感慨。

展览中有几件作品不约而同地触及了知识传播如何紧密参与历史进程的问题——对其控制手段、分配方式、私有化和精英化的批判亦是一种反思历史的路径。土耳其艺术家Gülsün Karamustafa的《暴行》（Despositum，2018）展示了20本世界文学著作的土耳其语首译本。这些译作由艺术家的父亲赠与，但土耳其1960年代的政变使得再版从此未能面世。Karamustafa认为在土耳其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这些收藏命运堪忧，于是决定用保鲜膜包装再放回书架。讽刺的是，珍藏版名著在备受保护之下也却丧失了它们的阅读意义。墨西哥艺术家Damián Ortega的《Alias Editorial》（2016-）则反映了所谓“知识产权”的两面性。《Alias Editorial》是一个针对当代艺术的独立出版和编辑项目，至今已出版了23期。项目灵感来自皮埃尔·卡巴纳（Pierre Cabanne）的《杜尚访谈录》。该书没有西班牙语版本，于是Ortega和朋友合作完成了一个独特的注解版本。这种方式和1980、90年代盗版复印书在墨西哥流传的现象如出一格，这类“非法”读物既丰富了西班牙语的文化语境，又使知识从精英阶级均分到大众手中。新加坡艺术家何锐安的《学生团体》（Student Bodies，2019）提供了一个跨越年代和国界的视角，处理手法也更为抽象。这部被艺术家本人戏称为“教学恐怖片”的作品由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展开，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从日本到泰国、再到印尼的学生团体在经济奇迹下扮演的多重角色。学生作为精英阶级代表，在知识前沿扮演了文化转译和交流的角色，却也常在动荡时期成为理想主义的牺牲者。视频用恐怖片声效取代人声，“说教”内容则由字幕呈现。在视频的最后，文字出现的频率使得人眼阅读速度无法赶上字幕的节奏，由此变成视觉噪音，回应了在经济极端加速的环境下，肉身的能力无法赶超发展速度，最终造成心理防线的崩塌。


最具在地性和亲切感的一件作品来自越南裔艺术组合Troi Oi和花店老板Nguyêt在画廊门口开设的一个临时花店。1990年两德统一时，此前生活在东徳的越南劳工为维持合法身份，大多选择了成本较低且德语水平要求不高的花店作为生存手段，而人来人往、租金低的地铁站则成为常见的落脚点。通常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地铁花店与画廊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提示了日常生活之于历史宏大叙事不可或缺的意义。

文／ 卞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