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局”是南非艺术家肯德尔∙戈尔斯（Kendell Geers）在中国的首个个展，也是常青画廊继索拉科夫（Nedko Solakov）之后引进的又一位后革命艺术家。说到后革命、后社会主义、后乌托邦这些词，仿佛应该是我们伟大祖国艺术家的特长。可惜我们的艺术家难得认真清理现实的前史，他们急于告别过去，反讽、调侃、解构往往成为不约而同的态度。而那些对前史的怀念、纠结和反思，不得不仰赖国外的老哥们替我们完成。

在肯德尔·戈尔斯的青年时代，他见证了种族之间的隔离和不平等。1988年，他因为拒绝服兵役逃到美国。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不平等和暴力成为他艺术生涯中始终关注的问题。而在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不再如60年代那般激越的今天，他也一直坚持个体革命的可能性。当然，他的参照系更多是68年学生运动以及南非八九十年代的政治革命。因此，革命于他仍是一种召唤，是对社会和个人潜能的开放，一种通向乌托邦的可能。这与中国人的革命体验不太一样。

他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成1968年5月，其实他生于1967年，这一行为也意味着他亮出了自己的思想底牌。这又是一个68年的遗腹子，终身都会被革命和鲜花诱惑，尽管红五月对他并非亲历而只是个传说。“终局”是某段历史的结束，比如68，南非种族隔离制以及中国的革命年代。但“后ⅹⅹ”的状况不是一个句号了得，局中的错乱与暧昧难以言尽。

展览现场，艺术家用裹了金箔的警棍拼成一个五角星。如果说墙上的五角星是革命的正史，那地面上的镜像更像是我们身处的“后ⅹⅹ”现实。几个巨大的非洲石像和一些石油桶错落其中，这些与战争和暴力有关的物象都在这面镜像中得以重现。对面墙上，喷绘出的几个裸女散发出欲望的气息。革命、欲望、暴力、战争叠加在地面的镜像之中，就像我们的现实，混乱、摇晃、有时让人难以区分拟像和真实。

如果说一楼地面的镜像呈现了艺术家对现实之重的关怀，那二楼和三楼的作品更体现了他轻逸的智慧。插满碎玻璃的电视机塔，请中国工人改装的大牌家俱，“革命”两个字符拼贴组合而成的双喜图案。有批评，有揶揄，也不忘面向乌托邦的重构。尽管“革命”之于中国人和肯德尔的意义不同。但身处“后ⅹⅹ”中，大家的小无奈和小智慧有些还是相通的。不放弃在个体和内心重建乌托邦的可能。这是他的可爱之处。

文／ 段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