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与祭器，似乎可以成为对于“相约下次生命”的诗性描述。然而哀悼之物被艺术家整理为作品，进入展示的程序与节奏，便几乎带给当代艺术的生产机制一个颇有意味的诘问：我们如何重新回到既定边界的“外侧”开展工作？外侧，意味着取消个体的知识包裹与对外部现象的敏锐嗅觉，甚至放弃想象力的过度驰骋，而将艺术品重新化身为某种“点对点”、心灵对心灵的直接邀约。如同尉洪磊从北京寄往地球另一侧阿根廷Salitral Grande的信件，这种对于“陌生人”的期待以及这种期待带来的浪漫的开放性，都使我们感动且着迷于这种取消了机智与谋略成分的温柔操作。信，以及相伴寄出的灯泡，作为这个哀悼中抒情的语词，反而让“艺术”于其间显得无所指且需要剥离：哀悼应该成为纯粹、直接的仪式，一种情感的凝固与庄重的追忆，而非某种对自身价值依然充满疑问与困惑的思辨游戏。

海德格尔曾说道：“死亡不是事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取消关于死亡的各种“流行”语境——语境只是死亡的病灶与疤痕。然而死亡业已被过度事件化，已经成为面对死亡时所有思考、想象以及表达的总体布置。为此所做的诸多准备与铺陈，造成了对死亡本身的错失，或使其堕落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缓冲物，代理日常以及艺术中事关死亡的各类经验。尉洪磊的创作却提供给我们另一条道路：也许死亡只是哀悼的那个“场景”，只是一扇镶嵌了逝者用品的厚重大门，艾草燃烧的气息，昏暗空间内无人的巨大相框的阴影，以及现场的寂静无声。这不仅仅是对于死亡记忆的现象学描述，而是对于不可抵达境界的一种敬畏与领悟，同时亦代表“向死而生”的确定旅途中闲暇、松弛的驻足瞬间。死亡虽然不断涌现至当下，艺术家却拒绝将其抽像化为语境中的通行证，提供探讨、商榷与扩大化的理性动机，而是试图直接与逝者进行某种“通灵”式的沟通：一方面通过哀悼的细节，从死亡不可逆的态势中打捞逝者的痕迹，另一方面，在场景中与逝者“团聚”并再次作别，而所有的观者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这个重逢画面中的神秘嘉宾，被邀请进入艺术家灵魂内部对死亡的诗学幻想中。

文／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