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开年展“具体：灿烂的游乐场”（Gutai: Splendid Playground）展览重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战后最值得纪念的“具体”先锋美术运动。 “具体”，“具”意指工具，“体”为身体，意即工具／身体作为艺术的化身。“具体”美术运动在1954年于大阪附近的芦屋创立，与抽象表现主义、新达达主义、激浪派等共同绘制战后现代艺术的新风景，为行为、发生、装置、反艺术等重要的当代艺术观念提供了实验的参考，而“具体”展则让我们在更加宽阔的国际视角下得以重新阅读和想像现代艺术史。展览中的100个作品包括绘画、雕塑、装置、影像、印刷品等多种媒介，很多的作品都遵照悬挂式展现。 “具体”大胆的现代绘画实验与独特的日本美学的结合，格外让人耳目一新。在1956年的《具体宣言》中，创始者吉原治良（Yoshirara Jiro）曾经这样写道，“‘具体’渴望展示充满着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激烈的呐喊中展现物质生活的新发现”。

“具体”展从主体性出发划分为“玩”、“观念”、“社交圈”、“实体”、“行为绘画”、“环境”六个旋律。进入古根海姆美术馆，我们首先看到一座巨大的雕塑《水》懒洋洋的漂浮在圆形大厅的上空，十六个塑料管盛装着到红黄蓝绿等不同颜色的水柱，这些悬浮的笔刷在空间和太阳光折射中绘制出地板上斑斓变化的图案。展览中的《水》是艺术家的元永定正（Sadamasa Motonaga）在2011年去世前计划的版本。 在1955、1956年“具体”艺术家几次里程碑式的室外展览中，原始版本的《水》则由工业级聚乙烯管填充带有颜色的水，并悬挂在树上。《水》展现了一个静态对象在万千变化的现实世界的体验，艺术作品的定义从而被扩大了。

同样来自1956年户外展览的艺术品还有山崎鹤子的《红立方》（Work [Red Cube], 1956），像支红色的金钟虚浮在侧画廊中心，而关于户外展览的8毫米影像分多屏投射在画廊白墙上，重现了当年那个俏皮的互动游乐场。这个多维的纯净红色空间邀请观众进入其中，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红立方》是“具体”美术运动典型的早期实验，用新材料拓展绘画和雕塑的性能，而观者的参与作为激活的元素，不断打破环境与艺术之间的界限。田中敦子（Tanaka Atsuko）的《电裙子》（Electric Dress, 1956, 于1986年重新制作) 影响了她接下来半个世纪的绘画创作。时年二十四岁的艺术家曾经穿着这个由霓虹灯泡编织而成的和服第一次出现在“具体”美术家协会的艺术活动中，随后成为了其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艺术家之一。

作为辅助主体的叙事，《具体期刊》的文献展览和相关艺术家的影像提供了另一条文献线索，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这座位于大阪与神户之间的小地方是如何与纽约、巴黎等国际艺术中心紧密联系与交流的。事实上，“具体”美术协会的艺术家们早就明白参与到世界艺术对话中的重要性。早在1951年，吉原治良就在东京看过杰克逊·波洛克和其他几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展览，而第六期的《具体期刊》则着重介绍了波洛克和他的“滴画法”。六十年代后，很多现代主义者都曾到过芦屋并造访美术协会，包括波洛克、约翰·凯奇，简宁汉，威廉·德·库宁，格林伯格，小野洋子，罗伯特·劳森伯格等等。

“具体”美术运动与二十世纪很多实验性艺术家组织一样，表达了一种未完成性和不完全性的新美学观念。在“环境”这一主题中对环境艺术以及新媒体的探索，暗示了日本1960年代经济腾飞，核优势以及太空主导权竞技的国际大背景。这一时期“具体”艺术家更多的专注于对人类在现代生活中的异化和科技对人性化的削弱。吉田稔（Yoshida Minoru）创作了一尊不停尖叫、冒泡并萤光闪闪的雕塑《两性花》（Bisexual Flower, 1969），不过这个让人浑身不自在的色情机器作为科技的批判似乎有些过于残酷了。名坂千吉郎（Nasaka Senkichirō）为古根海姆重新设想了1970年曾在大阪世界博览会中展出的19金属管电枢。金属管弯弯曲曲地穿过展厅，从而改变了整个区域的艺术品陈列的面貌。像所有的前卫艺术运动一样，“具体”美术运动在后期的实践逐渐失去初始反权威／中心的活力，变的更加像是“艺术品”了。

田中敦子的《铃》（ Untitled [Study for “Bell”] 1955）的序列报警路程被又一次激活，有线电警钟声急促紧迫地回响于圆形大厅，一个观念性的风景画铺卷开来。元永定正 （Motonaga Sadamasa）曾经说田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绘画方式，“线是在人的内在视觉中绘制的”。整个“具体”展是一场对绘画媒介的庆祝，这顺序振铃声似乎将历史的想象力重新激活，回响着“具体”前辈们60年前热情地呐喊，是时候新一轮的玩耍与创造了！

文／ 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