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在北京当代艺术的核心场景中已经许久未见如此规模的涉及政治问题的作品的集体呈现了，“消极或抵抗？”虽然展出的大部分是“旧”作品，却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成为了一场“新”的展览。然而这种“新”却并不一定肩负着“激活”与“鼓动”的使命，而多少近似于一种文献的再整理或者再编排，比如将时空交错、语境各异的作品根据几组抽象的主题加以整合，努力使政治层面或激进或反讽的修辞方法得到妥善的展示。不过依然很难避免展览中吐露出的“被保管之物”的倾向，整合使造反政治、乌托邦政治抑或反思式政治被过于妥善的布置在一种“合理”的线索内，进而近乎要生成某种“神话”来代替作品间混乱的意识形态争鸣——这多少体现在观者只需要认同这些主题的先验性，便可以以“静态”、“遥望”的方式获取一个舒适的观展位置。纯政治话题的风头不在令我们几乎自动获得了一个历史甚至“人类学”的立场：我们在时空上不处于“其间”，而只是在“回顾”自身发展中事关政治符号的一段叙事而已。

“回顾”在情感上并不隶属于“消极”或“抵抗”的任何一方，反而是对于发生态势的一种中断。然而泰康空间的野心在于将此中断视作起点，虽然在展览中难以达成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间的新共识，或者激发出朝向新的共同目标的行动力，但至少具有催生出新的“团结”的可能，即让政治的问题意识重新介入我们彼此间的交流，获得探讨共同话题的基础。比如王广义的《招手的毛泽东——黑格》（1988）与胡向前的行为作品《蓝旗飘飘》（2006）在任何层面都不存在交集，但当它们共现在同一展览中时，我们便可以在意识中丈量二者在政治立场与艺术史内部的演变路径，获取不相邻两点间的潜在关联。“团结”来自于对现象的各个层面的再现与寓意的理解，对于作品间差异化的现实的把握，在不追求形成政治共同体的前提下，在这个不断假设与推断的过程中构成对于自身身份与位置的再检讨。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消极”还是“抵抗”都似乎是展览向观众发出的邀请：在介于二者之间的宽阔地带与他者、与历史相遇，而不仅仅是在生硬的碰撞或无力的妥协这两极间做出选择。

文／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