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qs媒体小组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写作，读了《致公园2061年54岁的阿玛丽雅·洁冉》（见raqs的新书《动力沉思》，蜜蜂文库），那枚时间胶囊长什么样子、埋在何处已经不重要了。同样，展览“补时”上的作品在没有文本阐述的情况下看上去十分单薄无趣。将两台摄像机全程对准申花和绿城的守门员，并不如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和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将十七台摄像机对准齐达内那样层次丰富。在开幕前两天演出的被称为“表演装置”的戏剧《塞康德拉巴德之所见》是合作作品，Raqs所做的是“用文本和录像对演出进行干预”。而文本比重过大，整出剧谈不上什么剧情，更像一场老照片前的思想独白；也说不上有实验性，所谓的多种媒介的使用并未带来突出效果，而观众不得不时常抬头盯住的字幕，可以说是多了一种媒介，也可以说是多了一道障碍。

当然，Raqs媒体小组不是艺术家，他们是汇集思考、写作、策展、编辑、艺术创作的中介，以自身工作为媒介展开对当代问题的探索，在实践中把印度的古老文明和当代哲学、甚至自然科学融汇在一起，呈现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行动者”的姿态。拉图尔提倡打破学科界限、专业界限的封闭模式，每个人都是一个行动者代理（agent acteur），共同构成开放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一点上，Raqs的工作方式是值得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每一个想要有所行动的人借鉴的。可是他们的实践大多时候是“说得好听”，而且时常带着一股苦大仇深的气息，这使他们看上去更像有文化的印度公知。从行动来看，在不乏感性和意象的理论写作之外，其他的工作难以打动人。比如他们对于此次展览作品的贡献，观念大于身体力行：“便携式自学图书馆”里的桌子是由他人设计的，《请冷静，女士》中世博场馆的照片也是委托中国摄影师拍摄的。这些假手他人的部分固然是一种合作，却阻碍了他们对作品形成过程中的复杂现实关系的了解。而且，由Raqs亲自动手的部分技术含量明显偏低，一些注重手艺的艺术家大概并不买账。

据说本次展览是他们根据多次在上海逗留的经验针对上海而做的，可是几次短暂的逗留经历并足以让他们真正了解景观上海背后的资本主义（Raqs非常喜欢探讨的一个词）现实吗？就像再现布列松1948年的上海银行挤兑的照片，或许是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作为一种策略，也不排斥是为上海个展进行了附会和讨好。至于这次展览所延续的他们十年来对“时间”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是去看他们的写作吧，他们的文字比（实物）作品阐释得更加清楚而丰富。

文／ 宫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