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cio Uriarte的优势在于，即便最不了解艺术的普通观众也有理由在它们面前会心一笑。用四色圆珠笔按不同比例的颜色混合涂满一张张纸，并将它们按色板的过渡方式排列，一摞A4纸以每秒增加25张的速度增高，累积到一定高度再缓缓下降的定格录像，几百张折痕不同的信纸所构成的墙上雕塑，这些利用办公用品进行的创作，因其视觉形式上的协调与秩序而充满极简主义的美感，以至于难以判断艺术家对日常办公经验究竟持何种态度。但很快，荒诞就从一丝不苟的美感中浮现——艺术家完全摒弃了办公用品的原本用途，将“浪费”行为变成了一场利用有限条件发挥无限创意的游戏。在成为艺术家之前，Ignacio Uriarte曾在西门子、佳能等大公司有过工作经历，他将之称为“办公室经验创伤”，而这种经验亦在他的作品中扑面而来。

这些作品的内在逻辑也类似，是相同主题的不同推演结果。在单一元素累积叠加或相同动作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时间性”不言而喻，而伴随着这种对物质材料和时间的消耗同时也寓意着办公室对人的消耗。因此，这场看似有趣的游戏的本质是虚无甚至可怖的，让人不难联想到库布里克的《闪灵》里那句不断被书写的“只工作不玩耍，聪明杰克也变傻”（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但与其控诉，这些作品更像是在提示着另一种实现自由的方式。办公用品代表着效率和效益，是主流世界得以正常运转的“正能量”，而Ignacio Uriarte以“无用”和“无聊”消解掉其具备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在效益与浪费的巨大反差中，艺术家达到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自由，即以放弃抵抗作为抵抗的手段。

日常工作对人的物化、社会机器与人的对立是Ignacio Uriarte作品得以成立的语境，因此他的创作无疑是“现代性”的。而在当下及未来的生活中，当办公软件如电子游戏一般灵活，当办公地点如咖啡馆一般闲适，这种对立关系的表面特征将越来越弱化，也许到时既无从控诉，也无从抵抗。

文／ 朱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