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波普”这一术语并不像新近被创造出的语汇“后网络”那般含义模糊，但这次涵盖了250件作品的回顾性展览，如果脱离作品主题上的分类——居住地、广告和消费主义、名人和大众传媒、艺术史、宗教和意识形态、性和身体——则仍将难以对其解析。来自中国、台湾、前苏联、美国和英国的这110位艺术家具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也在波普艺术这一至关重要的艺术运动中采用了相似的手法。加里·休姆(Gary Hume)的画作《四扇彩色的门》（Four Coloured Doors, 1989–90），以其对日常物品极简的、略图式的、在某种程度上卡通化的刻画，影射了流行文化。凯斯·哈林 (Keith Haring)的粗线条图案绘画《硬汉卡马乔肖像》（Portrait of Macho Camacho, 1985）展现了他标志性的绘画风格，其所浸润着的坦率自然而又与众不同的个性，则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更为离群独立的先行者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甚为不同（沃霍尔的作品在本次展览中被具体化为迈克·比德罗[Mike Bidlo]的一张金宝汤罐头挪用画）。

前苏联独裁政府及其孕育出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是挪用和讽刺作品最为重要的原材料。亚力山大·克索拉伯夫(Alexander Kosolapov)的《英雄、领袖、神》（Hero, Leader, God, 2007）——一尊描绘了列宁和耶稣同米老鼠手拉手、真人大小的明艳橘红色塑像——与同样出现在展览中的杰夫·昆斯 (Jeff Koons) 和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的作品类型相近。与此同时，谷文达超凡飘渺的、充满展厅空间的装置作品《联合国——人间》（United Nations–Man and Space, 1999–2000）——用头发和粗麻布粘合重构出的、归属于在名义上联合政府间的这一国际机构的各个国家的国旗——它强烈的、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均衡了其整体上冥想式的特质：这是一种通常难以和波普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极富禅意的美学。

文／ Chris B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