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展览共有一楼与地下二层展场，作品密度相当高，却没有霸道的投影或装置挡住去路，“强索关注”。波兰女艺术家柳思雅(Marysia Lewandowska)、胡昀、李然与龚建华的作品构成了“前言墙”，似乎建立起关于美术馆体制的日常印象。周子曦的《对不起，我不知道》（2001）却充当了一个转折，将前言墙与大厅联系起来，进入了“非体制”——艺术家自我组织的线索中。大厅中余友涵的《抽象拼图：上海》（1986），Banal的《危险地带》（2014）与NSK的北京大使馆计划等作品使用相当朴素的方式——展柜展示或是挂在墙上。3ply的重印将96年“上海国际传真展”重现在当下语境中；胡昀则将自己放得很低，重制当年的3件作品，将“当下、历史、历史中的当下”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很微妙。相对照的，施勇很诗意的缅怀着一个个往昔项目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到前辈艺术家的诚意。

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生产？区别于其他的展览，本次展览将策展人比利安娜（Biljana Ciric）的思考作为核心线索，更具体的说，她早期的策展实践和她近期整理出版的《A History of Exhibitions: Shanghai 1979-2006》——梳理上海当代艺术发展历史的文本——作为展览的起始点。策展人给艺术家的命题作业，通常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而这次却是一段历史，一次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曾经让过去一代人吃过苦、伤过心、欢欣鼓舞过的原有命题再次出现，对于后出生的艺术家而言，是一种继承式的知识生产。诚如陈光兴在“人间思想”论坛上说的，很多历史上的问题只是暂时的被掩盖，依然会不断的再次冒出来，该解决的问题终归是要被解决。每代人都很骄傲，都自认为自身是唯一的，这导致代际间的交流甚至比跨国、跨种族的交流更困难。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压迫很难摆脱，而为了摆脱压迫，下一代又往往采用矫枉过正的办法。

六十年代开端的”体制批判“变得越来越冠冕堂皇，移植，转变，重建，戏侃美术馆或白立方（White Cube）的手段变得越来越陈旧单一。狭义的体制批判已经失去了批判力量，变成了一种固定技法。在失去了有批判力的方法论的当下，比利安娜谨慎的展开她的学术面向，或者说历史状态，即回到最初：“正如金钱不过纸造，展厅也就是几间房”。

文／ 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