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西藏艺术是超越种族的。在本次展览中，香格里拉式的飘渺异想与西藏之现实（尤其是全球性的西藏文化流散）相互碰撞，所提引出的重新定义广泛地开启了一系列形式上的可能性及艺术策略。展出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几百年来勾勒着——以唐卡绘画为代表的艺术形式——的佛教主题世俗化。

展览含括了数位以西藏风格进行创作的西方艺术家，这极大地扩展了讨论。艺术家利维娅·利维拉尼(Livia Liverani)曾在拉达克求学于一位经验丰富的宗教画画师，她在古雅、饰有图案的丝绸上重现出传统的构形。而艺术家才让当知(Tserang Dhondup)所绘的穿着耐克夹克、手握iPhone5的西藏男子肖像，则将佛教造像形式拒之门外。这位曾在学院接受训练的画家，体现了西藏艺术维度的相反一极。中国艺术家陆扬的影像作品《忿怒金刚核》（2011），将密宗神祗置于科幻小说的语境，并特别使用了噪音音乐人姚大钧的配乐。作品将大威德金刚忿怒的特质与神经系统科学上人类脑干产生愤怒的路径进行了视觉化的并置。

展览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要算地板上叠起的一摞深红色和金色相间的僧袍，这是西藏－瑞士艺术家索郎卓玛（Sonam Dolma Brauen）的雕塑装置《我父亲之死》（My Father’s Death, 2010）。作品完美地运用了“西藏”的原料——经艺术家的捐赠请求而得的旧僧袍——包围着九座石膏模塑小佛塔（tsa tsa，译为“擦擦”）。制作和供奉“擦擦”在西藏是一项重要的宗教实践，尽管这种神圣性在作品的几何抽象形态中或许有所隐晦，但艺术家的极简手法却暗示了由材料本身所喻出的深刻的个人化故事。在这些被赋予了新语境的材料中，我们探索出了一片新的疆域：在此，种族渊源、艺术训练以及形式属性通过崭新的方式相互关联。“西藏”变成了一个变化无比多样的概念，纤巧地串联起了万事万态。

文／ Lee Ambro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