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连续开幕的三个展览中，关于艾未未的话题如因他而起的每一次事件一样，往往演演变为围绕政治立场和表演策略的争论。或许是这次的话题终于能够落实在国内的、实地的展览和作品上，更多专业媒体将观点限定在现场以内，谨慎地选择了中立态度，不再落入无休止的判断、阐释之中。正如艺术家和策展人所期望的那样，“展览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展了什么、几个展览，而是‘我做了一个表示，我在中国做了一个展览’……它是发生，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发生了。它发生了以后，我就不能说我在中国没做过展览。”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与798另外一场刚刚结束的大展“迪奥小姐”一样，艾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公众人物，他所能调动的行动资源与对社会观众的吸引力不亚于时尚明星。

作为第一幕表演的载体，明末古建“汪家祠”，被置入两个最具符号意义上的象征性、又彼此相邻的商业空间：最早以国际文化桥梁姿态进驻798的西方机构常青画廊，与同一量级与定位的本土画廊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两个空间穿墙合体，各自展示了这个古祠堂的一半，共同构成了这个至少在规模上实现最大化、再以宏观叙事撑住场面的“个展”。然而，相对于登堂入室、塑造历史的雄心，展览的机制和逻辑未免有些单薄，其现场似乎真的只是一场“发生”，虽然具备景观功能，龙灯、灯笼、木桌、榫卯结构，但在这些细节趣味以外，作为一个观念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展，它并没有提供真正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内容。策展人在展览文章《艾未未的汪家祠》中写道，“他不停地通过行动，解释自己和相关事物之间的关系来完成一个展览。在这个过程中，他建立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体系。”

确实，因为艺术家的一次次行动，“政治性艺术”及其策略、价值，自90年代后，重新成为最常在行业内掀起争议的课题。但这里还有一个现实——有着400年时间重量和一套现成的历史体系的汪家祠，作为一种媒介，在这个展览中被用来装载和传递来自一位陌生人的宏大叙事，而其结果，也仅止于此。策展人在文本中的抒情和阐释，并没有成功地为两者建立有效的关联。即便几经转手，被古建商和艺术家购买、修复、拆解，运至北京展厅后重装、展期结束后又要再次拆解。古祠堂，真正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原生价值，仍然完整地属于它的创造者，及那曾经兴盛的汪氏宗族以及那段不可复原的复杂史实。

该展览在常青画廊与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同时发生。

文／ 张夕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