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第二册中提出， 对历史的思考并不应根据人作为历史“主体”、技术作为“客体”的模式——人与技术间“谁”和“什么”的关系其实纠缠不清。在本次泰康空间“日光亭项目”的梁半个展“轻微脑震荡”中，那些智能手机的界面、应用程序与艺术家自身的关系亦难分难解。

展览中的木箱内嵌着十个屏幕，每个屏幕循环播放以智能手机为“主角”的视频，显示器面对的墙上则是视频的名字。每个视频都近乎一则小玩笑，比如《深海恐惧症》（2016）中，大卫•霍克尼的画作《大水花》被设置为视频背景，智能手机的背景则同为这幅画，有趣的部分在于手机上的一组图标在画中跳板的位置上显现出“颤抖不已”的状态，仿佛即将“落入”水中。虽然艺术家声称自己并不强调媒介的特殊性，然而从此处可以看出，媒介的特殊性仍十分明显：智能手机的触屏，删除应用程序时抖动的图标，界面的可编辑状态，被同时用来支持某种关于“消失”的“恐惧”。然而这种方法却不是拟人化，而是梁半与技术的“共情”，技术不是外在的他者，其与人的存在无限缠绕。

再如《日落﹣日出》（2016），屏幕上智能手机拍摄日落的一瞬间，手机背后的景色渐渐暗下去，手机里的照片也逐渐清晰明亮起来，仿佛时光被锁在屏幕里不曾流逝，这是梁半与当时在国外的女友每天“等天暗时说早安”。而另一个屏幕上，手机上是梁半微信朋友圈的封面——一片海滩，他不断地调节屏幕的亮度，好像日出和日落在不断更替。这件名为《殉情沉船滩》（2016）的作品来源于梁半的一个噩梦，梦中有一片试图将其吞噬的海滩，而彼时距他所在的地方最近的海滩是加拿大的Wreck Beach，后来他在网上找到了这片海滩的照片。斯蒂格勒指出，技术是对抗遗忘的记忆术。照片、视频、朋友圈等等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工具，它们是我们日常生存经验的技术﹣文化环境，并提供给我们关于未曾生活过的时空的记忆与想象。这样的记忆从来都不纯粹是“人”的记忆，技术和媒介一直都在与人共同工作，就像梁半的太阳以及海滩。

然而，整个展览似乎停留于屏幕和界面的表面和日常，没有探究书写屏幕之下人亦被屏幕书写的事实——我们在屏幕上的一举一动都变成大数据的一部分，我们的记忆被更大的记忆裹挟，我们的小动作都仅仅是“轻微脑震荡”而已。

文／ 邓丽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