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人到小孩、富翁到连环杀手：人人都是收藏者！弗洛伊德说这跟大小便训练有关——确切地说，排泄是一种丧失性的创伤经历，而“收藏”则成为疗愈儿童期创伤的方法。这种说法不但愚蠢，还特别不厚道。它无法解释自称“超媒介”的万达·维尔拉-施密特（Vanda Vieira-Schmidt）“拯救世界计划”（Weltrettungsprojekt, 1995-）里怪诞的深刻：30多万张为了从超自然毁灭力量中拯救人类而创作的绘画被高高摞起，形成一座小型“建筑物”；也无法解释《奥斯维辛素描本》（The Sketchbook from Auschwitz，约完成于1943年）为何存在：这本由署名为“MM.”的佚名作者创作的小型画册描绘了最为臭名昭著的纳粹死亡集中营内的恐怖生活。上述作品均出现在大型群展“收藏者”（The Keeper）中，展览质询了创造——确切地说是“收集”——这一行动背后的驱动力。其中不少力作来自敏锐的当代艺术家：卡罗尔·博夫（Carol Bove，与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合作）、埃德·阿特金斯（Ed Atkins）、亨里克·欧莱森（Henrik Olesen）、奥勒里安·夫劳门特（Aurélien Froment）。但更多作品还是出自那些“素人艺术家”（如此令人不快的称谓）之手，执念和哀伤自他们怪诞而精彩的物件中肆无忌惮地—甚至有些让人窒息地—溢散而出。

阿瑟·毕思坡·多罗萨里奥（Arthur Bispo do Rosário）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末日审判收集各种废弃品，用以制作圣像雕塑和教会服装。汉尼罗·巴伦（Hannelore Baron）脆弱而带有烧灼质感的《珍奇柜》（Wunderkammern）看起来像是从地狱中抢救出来的。出自阿拉巴马吉斯本拼布合作社（Gee’s Bend）的由奴隶后裔（他们分别是洛雷塔、昆妮和密苏里·彼得威）制作的现代主义风格拼布毯子，为观众带来了一些徒劳的安慰——作品极富创造力，同时承载着沉重的苦难。第一拨观念艺术家之一霍华德·弗莱德（Howard Fried）的《分解我母亲的衣柜》（The Decomposition of My Mother’s Wardrobe, 2014-）或许能摘得全场“最温柔……以及最恐怖”大奖。艺术家将已故父母的衣服、鞋和手提包在玻璃窗后以极其讲究的布局陈列，仿佛要将它们埋葬于此。经过复杂而神秘的身份认证和筛选，部分参观者还可以穿上已故女主人的服装，让弗莱德为你拍照留念，并参加给他母亲举办的“纪念活动”。孝子之情加上一点点恋尸癖——毕竟妈妈们难以取悦。

文／ Alex Jovanov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