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最大的当代艺术展——第一届葡萄牙国际艺术双年展（Portugal Arte biennial）上周开幕了，给当地的艺术界带来了无比的震撼。葡萄牙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就比纽约多一点点，人们好像都认识一样，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给他们带来震撼的是什么。里斯本美术馆的馆长Luis Silvia说：“双年展在社区举行，我们感到有点措手不及，好像一个刚刚着陆的不明飞行物，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周四晚上，凉风习习，我飞到了这里，直奔美术馆。而欧洲的其他地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术馆的正门富丽堂皇，曾经是BES银行的办公区。灰白色的展厅内空空如也，只有艺术家Stefan Brüggemann设计的1200个《展览标题》（Show Titles）。Silva解释道：“我们没有从一个外部的角度，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美术馆这个机构，而是通过进入美术馆的内部来审视美术馆的活动”。Silva的同事Mourão说：“如何以一种学理的态度对待这个体制？我们这里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上楼之后，穿过了那些乱糟糟的房间我们来到了Pedro Barateiro的工作室。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将要在巴塞尔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计划，在这次展览之后，他还要在当地美术馆楼下展出。他告诉我们他希望“艺术葡萄牙”能够选中他的作品，放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而策展人说：“我们不知道原来你也参加了双年展！”晚上我们来到了当地的饭店Forninho

观念时尚设计小组Bless由Desiree Heiss和Ines Kaag于1997年创办。日前他们在格拉茨美术馆（Kunsthaus Graz）举办了“N°41”展览，重新运用了之前很多的“产品”，将这里变成了一个仿真空间。在此，他们讲述了如何将通过作品，将展览地变成具有作品气味的和谐场所。此次展览于8月29日闭幕。

格拉茨美术馆里面很灰暗，在空间的分布上无章可循，巨大的霓虹灯螺旋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和我们喜欢的那种场所很不一样，但在此工作却又很吸引人。博物馆的三层非常宽敞，即使是很大的物品放在那里看上去也非常小。很显然，我们的物品很容易就被淹没其中，这里可不是我们理想意义上的“家”，甚至都不是我们想住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星期，我们却找到了家的感觉。

由于天花板上巨大的霓虹灯螺旋很抢眼，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希望能与这些灯发生互动，或者将它们改变或者找到某种方法与之相平衡，最终也这样实施了。我们从地板上的电网图案中获得启发，将这场展览想象成一个大花毯，灯和作品按照正常的顺序进行摆放，从上往下看，就形成了一个匀称的图案。我们发现大部分灯都能在本地的旧货店买到。它们原本是挂在天花板上的，所以放在地上时，看起来就像百花齐放一样。

展览包括《

由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支持的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论坛，于七月底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举办。论坛的发生地距离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约百米，经过绿意濛濛的荷塘，再穿过幽静的小径，郁郁葱葱的树林后，就是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这个独门小院里有大树石桌，若天气凉快些，可能就搬到了户外，在古树下清谈，多少也应了这里的绵绵古意。但酷热的天气里，大家只能坐回有空调的室内，围着长方桌，喝着咖啡或瓶装水，谈天说地。论坛的最后一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预订的议题是影像的未来性、华人影像的特殊性、影像教育与影像生产这三大主题，但现场执行时，大家却越谈越兴奋，打破了原来的框框。

论战在北电文学系教授杜庆春的主持下开场。老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直带着微妙的笑意。善谈的邱志杰接话，提到了2000年后前后国内的录像发展现实，自己当时做现场表演，以及多媒体表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寻找一个办法来规避影院经验和展厅经验的矛盾，使人们来到展厅里看到一段影像, 以规避掉这个影像在网络上可以看、或者带着碟回家看很舒服的感觉。

旁边的台湾艺术家王俊杰则提到了台湾录像艺术的断代化，他们把崔广宇归在下一个世代，可是在崔那个世代也很少找得出有系统性、对录像这个媒才进行持续创作的一批人。这也是台湾缺乏历史感易受外来资讯影响造成的，所以作品无前无后，具有消费性和即时性的特征。至于电影，它在台湾还是在保守的手法下进行，有着非常特定的语言，而当代艺术的包容性则很高。他举了蔡明亮受邀成为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艺术家之例。年轻的崔广宇则表示，断代的原因有一点是，他们当年创作实验艺术时，很难在学院的体制下获得接受，整个大环境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forget art”是由艺术家马永峰发起的一个独立机构，采取“都市游牧”的策略，在城市的任意空间里展开一些无法确切定义的艺术活动，对日常生活进行“微干预”。 从吐痰到街头谈话，从对画廊的借力打力直至游戏剧场，马永峰和他的同伴们运用不同的“游击”策略，探讨艺术和生活的边界。

07年我在英国待了六个月，那段时间我对艺术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没有再做以前的摄影和录像，脱胎换骨一样，重新再找一个艺术创作的方向。去年刚好给北京现代舞团做了一个“游击剧场”的项目，和当代艺术完全没有关系，来的人有做建筑的、戏剧的、舞蹈的，反响挺好的，我就想做一些小的机构来推广新的观念艺术或新的艺术趋向。

我们并不强调对抗性，有点像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首先忘掉和当代艺术有关的任何东西，从艺术最基本的关系出发，用最简单的材料来制作作品。在美国的一个展览上我用雪做了两个卷纸，三个小时就消失了。我们对双年展那种大型的、豪华的装置和视频也不感兴趣，只是倡导最日常、最细节性的东西。我们反对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过于奢侈的、豪华的，受波普文化和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像现代主义那样掀几个口号去反对它，而是无所谓它，做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暗中形成一种对照关系。

我们现在推广的艺术家都是这种和时间有关的（time based）、和情境有关的（situation

文鹏是1977年生于湖南宁乡、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艺术家。虽然他同时也做油画和装置，但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行为艺术。在他过去的作品中，他习惯于以“白人”这个形象来角色扮演。他的所有作品都与游戏有关。他曾说过“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把自己植入一个被玩的境地，这本身是在模拟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这次在箭厂空间他重新采用了河南传统曲艺扁担戏，以“一个人、五个晚上、七个故事”的形式来演绎一系列故事。在行为艺术的维度中，开取了一种新的使用身体的方式。

扁担戏这种形式大家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现在都有电视了。它和福建、台湾的布袋戏感觉上有点类似，但它实际上它是河南驻马店的一种地方戏。从一开始它就是独角戏的形式，扁担一竖起来一罩，就是一个舞台。但如今呢，我觉得形式不重要，关键还是看剧本。一些我的故事脱胎自社会新闻，都是来自我感兴趣的点。比如《小武》那个。我想把它讲的更合理一点。

我选取这种形式，其实主要原因也在于它是独角戏，整个过程有点类似画画，可以一个人慢慢完成。比如做道具、写剧本、找工具……可以做的比较自我。不像装置，还要请工人商量等等。这个过程既有孤独也有操纵的成分在，“一个人的世界”。相对于其他行为艺术来说，我这个有点偏向戏剧。但我过去的行为也是戏剧性的成分比较多，跟传统的体验型的不一样，比较强调化妆、非日常性。我不太喜欢很日常的行为。

箭厂空间这个空间很适合重演这种形式，几乎就是在大街上

布希威克区（Bushwick）的一家新画廊与羊驼抢风头可是件稀罕事，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画廊的赞助下，Guillermo Creus策划的展览《孤独城堡》（Fortress to Solitude）在一个周六的午后开幕了。这个展览占据了Callicoon Creek公园的一个展位（这是“NADA’s County Affair”的一部分——“NADA”是“新艺术交易人联盟”的缩写，“NADA’s County Affair”是一个定期在纽约第27大道举办的综合艺术活动——译者）。Creus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孩子们兴奋地喝着加冰的柠檬汁，大人们跨过那些中规中矩的画作，来到附近的动物围墙那边观瞧。参加活动的人似乎并不介意纽约的炎炎烈日，似乎有一半的布鲁克林居民都来参加了这个惬意放松的活动。

正午时分，在Callicoon的主街和Delaware河之间，这个综合性的活动拉开了序幕，这里的项目可真不少，各种展览汇聚一堂，还有出版人也来凑热闹，他们有的来自商业机构，有的来自非盈利机构，如Beechwood Barns和Catskill Citizens for Safe Energy（一个地区性的民间组织——译者）。风马牛不相及？非也！就算Delaware Valley Arts Alliance的组织策划者对Jack Hanley画廊和Nightboat

纽约录像艺术家麦卡·罗腾柏格 (Mika Rottenberg) 以大型装置而知名，她对劳动以及劳动过程具有浓厚的兴趣。最新作品《压缩》（Squeeze）是一个二十分钟的录像装置，结合了纪实与虚拟的手法。10月3日前，该作品在旧金山的现代艺术馆展出，10月30日到12月18日，在Mary Boone画廊和Nicole Klagsbrun画廊展出。2011年2月，将来到阿姆斯特丹的De Appel和斯德哥尔摩的Bonniers Konsthall。

《压缩》（Squeeze）讲的是能量的捕捉与事物被制造的方式。很多基本的活动，只不过是伸缩而已，这是身体与行星运行的规律。出现在这件作品里的是大只女Trixxter Bombshell在沉思，还有忽冷忽热的健壮女Bunny Glamazon。这些活动都与舌头的动来动去有关。这三点的能量动摇了整个房间。一个非常明显的生产线和一场非物质的过程促进了建筑体的运动。伸缩是用电影语言表达内在状态的一种方式。色情也推动了它。就像金钱的那个镜头里，当时内心活动俨然已变成物质。

开始时，我参观了印度的一个橡胶厂，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莴笋种植地。之后我设计了一架感应机。在哈莱姆工作室我们开始工作，通过使用movie magic软件，营造了三地视觉上的流动感。在《压缩》中，有通往橡胶厂和莴苣种植地的入口，工人可以合作生产“一件物品”。这个机器将源于世界各地的橡胶，莴苣和包装压缩成立方体。我想让这件作品具有自我指涉性，它将在Mary

在炎热潮湿的伦敦地铁里穿行的滋味可不好受，但是和明星艺术家Linder上周六在Chisenhale画廊举办的长达13个小时的行为表演相比还是容易许多。这家画廊位于东伦敦的尽头，我一进来就受到了画廊总监Polly Staple的热情招呼，并且给了我一份展览概要说明。这个名叫《The Darktown Cakewalk: Celebrated from the House of FAME》的表演是在中午开始的，两位演员一丝不苟地按照舞美设计表演着，画廊也吸引了不少好奇专注的观众。

这个表演的重头戏是剔除体毛和“性爱蛋糕”，但这些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然Linder之前没有表演过这么长的时间，但从这个演出上就能看出她可是“来者不善”！Staple说：“Linder在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搞朋克的音乐人，那时她就说有一种呼声，强烈反对那种慢条斯理、不温不火的文化气氛，而现在时代变了，慢慢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昏暗的画廊的中央铺着一大块舞毯，空间的两头都摆放着架子鼓——乐手也参与其中。在迪斯科音乐中，整个画廊都仿佛浸泡在彩光中。Linder的“剪切”动作构成了这次行为表演的主体，并且12个动作相互衔接在一起，这显得有些抽象，可以说是静态的场面与热烈表演之间的动态拼接。

在画廊的地上坐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后台的化妆室，见到了设计师Richard

“不要！”

“而且那是个假阳具……”

两个坐在我后面的人一本正经地评论到，我是在瑞士当代艺术协会美术馆（Swis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临时电影院观看麦克·库查（Mike Kuchar）导演的《凶杀电影》，这是周六晚在这家非盈利机构举办的“低级趣味晚会”之电影节目的重头戏，这些骇人的短片变化无常，一会儿是口交特写镜头，一会儿是电锯截肢，引得在场观众无不惊呼。更重要的是加利福尼亚导演的作品《m.o》，不仅与他的兄弟George的放到了一起，而且还和艺术家Olaf Breuning做的四个错乱的录像一并出现。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这家SoHo的画廊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展厅，就连那个用鲜花装饰的前台区也是人头攒动。“绿蜘蛛”鸡尾酒（看起来像沼泽似的薄荷伏特加）和蓝色的冰块（那是必须的！）让这些年轻人振奋了起来，一部接着一部地看，可谓兴致盎然。这时，你会突然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在一间黑屋子里，看着演员不断、或者漫漫地呕吐，或者把血滴洒在屏幕上的镜头。我来的时候大家还在全神贯注地看《凶杀电影》，但是马上又将注意力转向了Breuning的《Home 1 and 2》，其中梳着火焰头、眼神冰冷的Brian Kersteller在路上漫步，扮演一个对文化麻木不仁的游客。

此次参展的作品还有Breuning的《Ugly Yelp》 和《

我们艺术界大部分人都自以为很了解波普艺术。直到上周日看了Mike Bouchet的波普作品我才知道自己错了，他将沙漠中的一个游泳池注满了二氧化碳与热量较少的可乐。这次名为《Flat Cola Pool BBQ》展览是唐人街Mara McCarthy的Box画廊主办的，这也是Bouchet的《My Cola LITE》（2004）系列项目中最为轰动的事件，其中他还将可乐装罐运往中国进行免费分发。按照自由企业的精神，Bouchet为7月4日设计的这个展览探讨了美国特色、消费、过剩，以及快感等问题。

在这个活动的前一天我就起身来了尤卡谷（Yucca Valley），正好赶上Bouchet开始用5加仑的罐子往池子里注入可乐。这个浴池曾经是歌手Donovan的（但现在属于Paul McCarthy了，他可能还要在这里进行另一个项目）。不管这个地方之前属于谁，现在总有一种怪诞的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似的。原先的那个小木屋数年前起火了（因为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忘了熄灭炉子），所以现在就剩下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些砖墙。Bouchet看着自己那浓浓的黑色可乐注入池水中，说：“我现在知道海湾是什么样了。”第一批可乐倒了进去，蒸发之后空气中弥散着一些肉桂和丁香的气味。这些可乐中大约含有60吨二氧化碳，这是多么危险啊！我们看得可“Hi”,一共倒入了145加仑的可乐！

第二天一大早，我是被热浪冲醒的。

何颖雅（Elaine W. Ho）是小型合作式艺术空间家作坊（Homeshop）的发起者，这是一个以社区艺术创作为基础的开放式平台，位于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近期，何颖雅设计并发行了第二期刊物《穿》（Wear）,其古典简洁的设计，模糊了公共和私密性之间的界限。这期最新的杂志探讨了一个广泛性的问题：什么是文化交流？

这个空间本身是非传统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大部分事都是以活动或时间为基础的，但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太多人有机会参与进来，其中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参与。虽然家作坊（Homeshop）是我举办的，它不是一个个人可以关门在工作室创作的项目。它需要众人参与的项目：有我自己，我合作的艺术家，邻居，路人，这些人不同的参与方式构成了家作坊活动的不同方面。

起初，我们决定记录大家为2008年8月的奥运会所做的那些事，但是我很想继续推动对话，看看别人要说什么，所以我们的刊物《穿》（Wear）是一个大家各抒己见的平台。

我已经在这里呆了三年，第一年什么都没做。原本计划除那里之外，我在胡同再找一个店面作为探索和实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模糊关系，但并没有具体的想法。所以第一年就是呆在那儿，看看那个地方能给我带来什么，周围的环境对此如何有什么反应。一切都是依靠关系建立起来的，我如何和邻居交往，邻居如何与我交往，所以那一年是一个孕育期。奥运会为我们第一系列活动的启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这个决不

青年女艺术家裴丽来自北京。目前，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研究生，同时从事艺术实践活动。她的作品（《丢失了些什么？》）最早出现在去年的“Fat Art”展览上，目前在泰康空间举办的个展“51平方:＃9 裴丽”（7月10日结束）则是她延续着“丢失”这个主题所做的进一步探索。

我不喜欢中国元素，这次选这些盆景，只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做艺术，和我爷爷一样做艺术。然后拿这些东西再来展示一下，保存了二十多年了。我觉得挺伤心的，于是就把它拿过来了，等于是让它们告一个别，就是对这二十年告一个别，向我爷爷告别。不然它们都需要被当作垃圾扔掉。我有一些沮丧，也有一些愤怒，但是对待爷爷又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拿过来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一下。

其实很多都是他给我拼的，他给我摆的位置。他其实很上心，很认真地做这个事情，虽然他已经不愿意做了，他做了四十多年，突然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好像比做艺术家更好，然后就放弃做艺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放弃自己的作品很难，因为作品都是妈妈的丑孩子，再难看艺术家都不会放弃，别人不喜欢自己也会喜欢，我就想用这个作品来说这个事情。

再说这个也是泰康给我的一次机会，这个计划是我独立的，是我个人的，我可以做非常个人的东西，我很欢快，我就说：“那好吧，我就要做跟我家庭有关的”，但是我的情绪还是一样的，跟之前的作品还是一样的，有一些愤怒，有一些对于这个的伤心，我希望每个人走到我的空间都感觉到不高兴，去想你丢失了什么，我一直在说，我不管做哪个展览都是希望观众进入我的空间就要想你丢失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