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菲

  • 耶苏&张嗣

    如展览“耶苏&张嗣:比比”的题目所示,“比”的语义之一为“连接”。这不仅意味着展览与观看者的联系,两位风格相异艺术家的作品之间的联系,更意味着作品本身与其所在的当下语境或传统之间的联系。而连接的枢纽则为一个简单的图式,山。

    对于中国本土的观众而言,或许传统水墨画中的“山”是整个展览中最“直观”的图像。在《1072-2-21》和《1072-2-28》(除标注之外,所有作品均创作于2018年)中,耶苏将郭熙的《早春图》作为一种图像素材进行剪裁与拼贴——由此,所谓的经典作品沦为一种僵化的形式、符号,对于传统的索引恰恰印证着传统的失落。在《搜尽奇峰》和《长篙》中,张嗣均或明或暗地连接了传统中的“山”与当代语境:他在望京拍摄了一系列望京SOHO的照片,并利用玻璃、浆糊等材料制造了一个由车窗构建的视觉框架,其中叠置的大厦如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艺术家通过拍摄所得的立体框架取消了材料的质感,炮制出“图像中的图像”,借助传统的图式揶揄了贫乏的日常视觉经验。在《长篙》中,张嗣则用“擦除”的手法重现传统的图式:他搜集了一些关于中国游学团“占领”剑桥的新闻图片(或许是对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嘲讽),运用电脑软件对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的素材重新打印在宣纸上,擦除后获得的“负像”若隐若现地呈现出传统水墨的山形。当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已不复存在,它在当代视野中也许仅能以一种反讽或缺席的方式宣示自身。此外,“江山”本身的政治隐喻亦在耶苏的作品《比比的飞机》与《OK!HOT!SKY!》中与当下全球地缘政治与技术视野相融合:他用建模软件制作了一个呈现战斗机机身的视频,将机身局部的截图拼贴在一起,同时以石膏、

  • 掩体•对白

    如其名称所示,据传位于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掩体空间建于日据时期,曾为冈村宁次司令部的防空洞。在历史变迁中,这个“掩体”似乎从未物尽其用,曾经沦为仓库,如今成为一个非营利艺术空间。在京城的心脏地带,它坐落在具有体制血统的建筑群中间,在“非公莫入”告示牌的掩护下躲避着众人的视线,却又通过举办展览而宣告了自身的存在。或许,这个空间的历史、地理位置与“地下”的建筑形式天然地赋予其某种难以被“同化”的姿态,从军事防御的“对抗”到与周遭环境形成的“对话”,意味深长地隐喻了当代艺术与都市空间意识形态之间的错综关系。正如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张培力所言,“对白”意味着“艺术家及其作品与特定空间之间的对白”,或许,掩体空间本身即提纲挈领地体现了这一理念——参展作品若试图“入侵”这个空间,必须选择一种在审美上“合法”的介入方式而努力与之形成对话,否则便会湮没在阴冷、晦暗而低矮的“黑洞”中。由此,“掩体•对白”在空间与环境、空间与作品、作品与作品、观众与作品等不同层面成功地建立了不同的对话的关系。

    所有参展作品均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对白”的直接性与私密性,共同打造对话的节奏与心理效果。陆垒的《脑》(

  • 杨心广:不知林深

    若非颇具古意的标题“不知林深”的提示,杨心广在此次展览中所呈现的作品很难让人在直观上联想起所谓的“中国文人传统”,反而散发着某种后工业式的废墟气息,禁锢之中夹杂着一丝轻盈,简洁之外透露出几许暧昧——例如,由于其颇具水墨感的花纹,《绿色》(2017)虽然在形式上提示着“传统”,但金属质感的不锈钢板、铝条,以及工业制作手段的强硬介入完全破坏了“尚未形成”的古典气质。尽管我们或许无从判断,这种风格的呈现究竟是否源于杨心广对“传统”所持有的立场,抑或不经意间形成的样式。

    沿袭一贯的创作轨迹,杨心广将诸如草、木等自然材料或形态作为重要元素,并通过材料的挪用、嫁接来完全颠覆其原本的文化属性。插在规则正方体钢架中、骨头般的木条仿佛是陷于一隅、无法逃脱的“困兽”,涂满白漆的假树枝“生长”在填充铝塑板的钢架上,黑色的橡胶裹挟着来源不明的枯枝——或许,这些树枝如工业产品体系“排出”的剩余、异物,恰恰暗示着失落的传统在此情境之中的格格不入。而在《狗尾草》(2017)中,现实的狗尾草斜插在包围其外的钢丝网上,与影像相呼应——展厅中的狗尾草以“受困”的姿态呈现,数码相框中的影像却显出某种调侃意味,似乎暗示出触觉性的瘙痒感、痛感,瓦解了钢丝网所制造的“禁锢”情境。《玻璃肠》(2017)则不仅以玻璃这种缺乏重力感的材料塑造山、石的形象,更以扭曲、蔓延、残破的“玻璃肠”对应古典文学的“断肠”这一虚指,似乎在暗示:对于当代人,古典的“断肠人”作为情感主体不仅有些不合时宜、滑稽,甚至“主体”的概念亦不再有效——如今,“主体”的消亡不再是新事,而作为“肉身性”的身体早已粉墨登场。譬如,在《臂力器》(2017)中,铝塑板上附有抽象表现主义式的黑色线条,其四周则分布着臂力器的局部,暗示着身体作为表达媒介对创作的参与;由行为录像及网格状二维平面组成的《黑色》(2017)则更直接地昭示出身体的存在:录像中,杨心广影子的轮廓燃烧起来,随后归于沉寂,艺术家的身体既是行为的参与者,亦是见证者,黑色平面上粗细不均的网格线条似乎象征着燃烧过程的残留物,与录像互为参照,仿佛身体痕迹的抽象化时间形式。

  • 沈瑞筠:层见迭,节外生

    展览“层见迭,节外生”中,沈瑞筠故意将事物的整体拆分成不同的“零件”以构成一件作品,并通过空间的规划让这些作品之间形成呼应的关系——与其说她试图强调不同的元素之间在形式与意义上的关联,不如说她仅建立了一个让关联发生的场域,从而强调某种精心规划的整体性是不成立的。

    装置《春暖花开》(2016)非常清晰地反映出这一意图。作为一件特地场地装置,该作品借用了举办于杨画廊的展览“普通读者”所遗留的搭建材料与结构,在破坏其既有结构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新的作品中,提示着“在画廊空间的展示”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临时性与人为性;与此同时,画廊另一个空间的《回音》(2016)依据“普通读者”的相关录音而即兴创作,指涉听觉与视觉之间的“通感”。然而,除了发生在同一空间之外,这两个展览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关联,并置的意义始终是悬置的。《春暖花开》的主体部分则位于一个由单透玻璃围成的立体空间内:观众置身于空间内部之时,玻璃面上形成一个自身的负像,从而强调“角度”对于“关联”的建构作用。从作品的形式而言,沈瑞筠以分割不同元素之间的方法建构关系,并让观者始终意识到“分割”的存在。同一景物的各部分置于不同的二维平面之上,灯光下的阴影与作品“零件”相映成趣,空间外部的图像与内部的实景共同构成某一意象——诸元素之间的关联总是开放性的。除此之外,作品的碎片化状态实际上亦呼应着一种含混的风格。尽管该作品以“春暖花开”为题,枯枝败叶、毫无生气的黑鸟却制造出一种死寂的宁静感。沈瑞筠将具有传统中国画气质的元素运用在作品中,又使用天然的残叶作为道具,似乎试图营造一种圆融的古典式氛围;然而,金属质感的钢条、破碎的纸板与白色的油漆却为整个场景增添了工业制品的尖锐感,从而破坏了其和谐的气息。总体而言,沈瑞筠的创作反映出某种“现象学”的观照方式,而假如观众能从这一支离破碎的场景中获得近于中国传统视觉图式的观感,或许即为在观看过程中不断建立、拆解各种联系而获得的“趣味性”。这或许也意味着一种观念:事物间的关联之所以被不断地揭示或建立,正是由于试图建构整体观感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 麻剑锋:MA

    麻剑锋个展“MA”中的作品着实令人难以“欣赏”。“欣赏”意味着凝神静观,而艺术家却令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进攻”的姿态,仿佛正在向空间入侵,并不断干扰观众的视线。虽然艺术家借鉴了已然“经典化”的新表现主义绘画风格,却将其以看似随意的方式同各类廉价感十足的材料结合起来,以此挑战绘画形式“自律性”逻辑。

    展厅的入口处存在一条联结两个区域的走廊,其中密集地堆放着绘有图案的集装箱、挂着彩色纸板的衣架等“零件”——这些物件本身既不具备作品的“完成感”,又“不合理”地侵占了走廊的空间,仿佛“路障”一般防止观众进入“非请莫入”的区域。然而,麻剑锋似乎与观众开了一个玩笑——穿过该走廊,与另一展览区域“势均力敌”的展示空间赫然在目。不过,他又通过对众多迥异作品“零件”随机的摆置方式完全打破了该空间的整一性,使之与走廊一并沦为令人眼花缭乱的“道具间”。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图像与符号由富有动感的色彩、形状及材质所呈现,如同向展览空间发起的“总攻”:由纸板和木条制成的作品向空间的四面八方延伸,竞相争取观众的注意力——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缺乏整体感的竞争关系,它们所造成的视觉冲击立刻被不断涌现的全新印象所代替。展厅中以红色塑料绳为点缀的电扇不停地运行着,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不仅为展厅增添了仪式感,亦如其他“零件”一般,试图超越“道具”的身份,成为能够自我表达、甚至挑逗观众的“演员”,并赋予空间以流动感。

    另一

  • 童昆鸟:梦地球

    对于高雅艺术爱好者而言,童昆鸟的展览“梦地球”大概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梦魇”。不过,其噩梦面目却从侧面反映出当今世界的存在状态:或许与无序、混乱的现实世界相呼应,展览的杂乱无章与廉价感大概是暧昧不明的风格选择。艺术家以一系列装置作品作为“演员”,搭建出荒谬的“游乐场”氛围,却悬搁了“荒谬”可能蕴藏的“荒诞”式严肃主题——在观众面前上演的也许只是作为形式的“狂欢”。

    “梦地球”最显著的特点在于通过声控装置与观众进行互动,并将整个展厅转化为颇具黑色童话色彩的互动装置。第一个展厅中陈列着造型“骇人”的“电动游艺机”《钓鱼》(2016),当观众走向它时,便会启动作品的声控装置,并因此受到某种程度的惊吓——然而,该作品由生活中的废弃物制成,散发着浓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寨感”,并不能酝酿出恐怖的气氛。实际上,整个展览充斥着这种风格的悖谬与混搭,艺术家以个性化的造型手段将流行文化中的视觉元素——诸如表情包、卡通人物、人偶、碎裂的书籍、经典作品、传统文化符号等——并置,融合声控装置的刺耳声音与歌剧音乐,通过各类元素的“错位”组合而消解其所承载的固有涵义。虽然仿佛造成了某种反讽甚至亵渎的效果,却因“奇观化”的呈现形态而陷入“刻奇”(kitschy)的幽默。整体而言,虽然“梦地球”充斥着个性、甚至私密的视觉呈现,却反映了当代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某种趋同倾向——艺术展览毋须区分于供大众娱乐、消费的游乐场,而“个性”,甚至“童趣”都早已沦为消费逻辑支配下的某种策略。

  • 李燎:“艺术是真空”

    展览“艺术是真空”源于一次情节剧(melodrama)式的“真实”事件——在面临一次可能发生的争执之时,李燎以艺术家的身份直面这一事件,以手机录音记录下其与岳父、妻兄(当时的准岳父、妻兄)的争吵过程;其中,准岳父的话“你是真空中的人”构成此次行为的灵感来源——2013年,李燎围绕这句话开启了历时两年的“艺术是真空”项目,延伸出一系列与自我、社会话语建构相关的行为。

    此次争吵的记录性文本赫然印刻在空白空间第一个展厅的墙壁上,仿佛一部家庭伦理剧的脚本;在冲突中被撕烂的外衣、损坏的遥控器虽然充当了真实事件的证据,却沦为某种“一本正经”的道具。展墙上亦放置着相关的文献资料——李燎将四万元的创作经费当作项目的一部分赠予其岳父。尽管这个展厅中播放着极具戏剧性的事件录音,观众所获得的听觉信息却因文献式的视觉呈现而大打折扣,因为文本的展示显然弱化了事件本身的戏剧性,仅以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提示着真实事件的发生。或许,这样的呈现方式与效果恰恰与“艺术是真空”的暗示不谋而合——当事件置于更广泛的时间维度中被审视,从其发生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并“还原”给作为旁观者的观众之时,任何哈姆雷特式的焦虑都沦为了荒诞剧式的漠不关心,显现出某种真空的状态。

    不过,事件本身并非李燎所关注的焦点,仅为其一系列行为的序曲——他以自己的家庭成员为实验对象,反讽话语机制对于认知模式的建构。对于由社会机制话语所规训的人,“

  • 耶苏:2017

    艺术家耶苏的项目“2017”与所谓的艺术展览在外观上简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该项目发生于望京商业中心的一间狭小的 “展厅”内,其周围分布着亲民风格的餐厅、美容院、健身房等商家,正对着展厅大门的冰箱里摆放着啤酒,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庸常感。不过,耶苏正是利用了这一展厅的地理属性,通过时空的错置完成现实与虚构的“嵌套”(mise en abyme)操作,在富有“怀旧感”的空间里讲述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未来“故事”。

    尽管艺术家有意营造梦境的气息,空间墙壁的涂鸦、冰箱,以及展厅外部嘈杂的声音环境却无时不刻展现出真实生活的质感。在此,耶苏引入其小说中关于“非洲”的文本,设置了“贩卖电视机”的小卖部场景。几台旧式电视机中循环播放着与黑人或非洲大陆相关的影像片段,日期被设定为2017年;洗手池与墙壁上则凌乱地摆放了一些呈现“看电视的非洲人”的照片,指涉“已经发生”的过去。在此,墙壁上的镜子——尽管为空间的固有物品——似乎暗示着“缺席”的“现在”,或许,唯有当空间的“闯入者“介入时,“现在”才会与设想中的未来发生“视域融合”。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非洲”只是文化符号的空间坐标,其过去、现在与未来仅为某种抽象的时间线体,而耶苏却在中国的语境中嵌入关于非洲的文本,对于偶然踏入该空间的观者,早已在中国销声匿迹的旧式电视机,反而造成了与其想象中非洲的“错时性遭遇”。实际上,作为重要意象的“电视”如今已实现了在世界上任何区域间的实时事件转播,频道的切换亦让全球范围内的图像得以自由组合,并以这种方式嵌入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理解。正因如此,以过去事件为素材的“2017年”——虚拟的足球比赛、沙漠、美国国务卿赖斯、火车、原始部落的女主人——才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合目的性”。

  • 田晓磊:诗歌

    尽管田晓磊的《诗歌》(2014)在诸多方面令人联想弗里兹·朗(Fritz Lang)的《大都会》(Metropolis),其创作实则呈现出“后电影”的根本特征:朗将镜头对准现实世界中的微缩模型,在荧幕上制造出未来都市的魔幻场景,而《诗歌》则完全建立在计算机的模拟技术上,同名展览中的3D打印雕塑作品甚至可看作虚拟世界对于现实的重构——田晓磊利用模拟技术,试图以史诗式的宏大叙事探索技术本身对于人类本身与未来世界的意义。

    展览围绕动画《诗歌》与《创造》(2015)展开,展厅四周以3D打印雕塑、循环动画等形式为载体的作品均以上述作品中的意象为基础。展厅的中央则陈设着圆形祭坛式的雕塑《未来颗粒》(2015),该作品不仅囊括了诸多关涉未来的意象碎片,亦赋予展览整体以宗教的“仪式感”。在两部动画作品中,田晓磊刻画了大量“机械化”的人体,对人体进行碎片化的切割,将大量的人体器官与机器进行蒙太奇式的“组装”,似乎消弭了人与机器的差异。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技术”作为人类的假肢(prosthèse),并非是次级的辅助工具,其本身便构成甚至主导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诸如符码、图腾、文字等人工制品均为人体的延伸,促成了信息的流传。由此观之,人与机器的对接便具备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在《创造》中,无所不在的宗教意象似乎酝酿着“机械人”的诞生;生育相关的器官为金属质感的机械零件所替代,仿佛“诞生”事件本身即为人体与机械的缠斗与博弈的过程。

  • 采访 INTERVIEWS 2016.01.09

    宋琨

    艺术家宋琨的个展“阿修罗净界”呈现了具有佛教象征元素的若干绘画、影像、装置作品,并辅以氛围电子音乐。整个展览现场转化为戏剧式的空间,也是一个人工“岛屿”,与佛教的“净土”和“阿修罗界”概念相关。宋琨的创作结合个人对社会现状的感知经验,融合传统文化与当代亚文化的元素,力图呈现当今社会之下的“众生相”,并反思与生存相关的终极问题。展览将于蜂巢当代艺术中心持续至3月2日。

    我所有的灵感和变化都来自自己的经验和现实,同理心和想象力是主要的感知方式。2009年,我皈依佛教,我的创作理念部分来自佛教:展览装置作品《岛》影射了佛教的“地狱道”——在现实世界中,净土和肉身毁灭,但我仍然将其命名为理想的“岛”,有讽刺意味。2009年我创作了《临江仙》,是对中国古典隐士精神的诠释,这次的“净土”概念是从这个线索发展出来的。

    “绘画语言”是我一直不停进行实验的部分。绘画的历史悠久,要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在这个时代其实并不太容易。油画颜料细腻透明、抗干扰、易保存——这是我喜欢它的原因。我学习过一段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但西方的三维科学理性的呈现方式我一直觉得有隔阂。不过,我喜欢波提切利的作品,他相对最有东方的特性。近些年我参考最多的是中国古代唐、宋、元时期的绘画和佛教造像,借鉴了里面的笔法、空间及造型理念,把这些元素慢慢融进自己的系统,演变出现在的绘画语言。

    题材上,我一直对“身体”和“肖像”

  • 廖斐:“这句话是错的”

    如果我们将“这句话是错的”转化为一个假言命题,那么对于该命题的判断便必然陷入某种二律背反。在作品《这句话是错的》(2015)中,廖斐扫描了模特的半侧像,以3D打印的技术制作了一尊完全对称的人物胸像——理论上,这不再是基于摹仿(Mimesis)的“再现”(representation),而是拟真技术逻辑支配的“模拟”(simulation)——不再存在所谓的“摹本”和“副本”,唯有表面上比“现实”更完美的拟象(simulacra)。而对于拟象,关于“真实”的判断便沦为一个伪命题,而廖斐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拟象时代的悖谬性规划方式。

    如果说《这句话是错的》以作品形式与指称之间的张力呈现了某种语义含混的反讽修辞,并由此质疑关于“真”的命题,那么《一件地球雕塑》(2015)、《事件》(2015)与《无题》(2015)则在拟真技术的视域下模拟了理性对于时空的规划方式,从而揭示这一规划对于认知方式的影响及其本质上的不稳定性。《一件地球雕塑》以两台分别呈现南、北半球的台风实时预警影像系统的计算机显示器为主体,并将二者分别固定在立体金属架的两端,以模拟的方式塑造出地球的“肖像”。在此,不同的地理时空被压缩为“远程交互”的碎片化数据,并生成了共时性的二维影像,代替了所谓的地球本身。实际上,“时空压缩”肇始于“大航海”时代的地图——在《无题》中,廖斐将三维的地球仪模型置于二维的地图上,戏仿了地图对于现实世界的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必然影响了人们的认知。随着电子通讯与数码成像技术的发展,人们凭借不同的视觉“界面”所提供的信息、而非自身的切近经验来认识外在的世界,既以虚拟的呈现方式规划自然,又受到这种规划的制约。类似的双重制约关系在《事件》中被发挥到极致:廖斐以计算机程序制造了一个带有灯泡的伸缩式机械臂,随着机械臂的转动,该装置似乎模拟了太阳的运动轨迹,而地面上的大理石与钢板则模拟了古代的时间测量仪器“日晷”。作品中的“日晷”测量的正是人工程序所模拟的“时间”。如今,人工程序模拟的“时间”逐步代替以自然物为参照物的“时间”,并规划着人们对“时间”的认知。而被技术加速的、媒介化的感知方式本质上即具有某种不稳定性,使“时间”呈现为各种被不断重设的“事件”。

  • 娜布其:平行

    娜布其个展“平行”中的后极简主义风格雕塑作品以悖论式的呈现方式质疑了同质化的空间概念,其装置现成品则侧重研究“观看”行为与“物”之呈现的关系。与此前基于“毛发”的相对情绪化的创作相比,娜布其目前正在转向更加内敛的表达方式。

    整个展览以“平行”为核心概念。作品本身即包含平行的形态——如以筷子组合而成的《物体No·13》(2015)和以钢筋拼接而成的《物体No·5》(2015);雕塑《空间外的风景》系列在造型与展示方式上暗示着“平行”的关系。以《空间外的风景 No.7-12》(2015)为例,其主体部分均由黄色的长方体构成,虽然每件作品顶部的造型虽相互迥异,观者却能隐约发现它们在造型上与《空间外的风景》系列的其他作品(如No.4、No.6)之间存在着呼应的关系。实际上,《空间外的风景》这一名称本身即具有矛盾修辞法的特质:一般而言,“风景”处于空间之内。娜布其通过建构物在差异化空间中的平行“情境”,从而指涉“空间之外”的“平行宇宙”——在此,物在其他维度以超出所处维度之认知范畴的方式存在着。这些具有并置关系的开放性“风景”正如平行宇宙中的物在现时空间的映射;观者无法窥见其全貌,唯有凭借极简的造型来想象此处之物在彼处所呈现的形态。

    此外,在日常语境中,“平行”暗示着相似性,但此次展览中的“平行”却因差异而成为可能。《空间外的风景》大多以不锈钢喷漆的工业生产技术而创作,而其造型却因其不

  • 杨健:“谢谢!愿您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愿您有美好的一天!”——这是印刷在购物袋上的标语。大规模生产的购物袋是福特主义经济模式的产物;它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一种媒介,以温情脉脉、矫揉造作的姿态强化着消费主义式的快感。当技术催生出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传播媒介,我们应如何应对以资本为中心的权力机制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这大概是杨健一直试图探讨的问题。

    杨健个展“谢谢!愿您有美好的一天!”依据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逻辑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在空间分布上又相互交融,构成一个整体。展览的第一部分题为“现状”:杨健将两个套着购物袋的摄像头置于两个分离的空间,戏仿公共空间中无所不在的监视系统。早在启蒙运动时期,英国哲学家边沁便设想出“全景敞视监狱”,其基本的逻辑在于权力的理性化,而对于资本的理性化则意味着效率与利润。表面上,监控媒介保障了公共安全;实际上,它将公共空间中的个体行为完全纳入权力-资本的管控之下。展览的第二部分题为“乡愁”,几株人工驯养的植物上悬挂着载有儿童声音的贺卡声控装置,似乎将乡愁的审美“趣味”商品化、媚俗化了,因为植物与声控装置仍是生产-消费环节的一部分。

    如果说展览的第一、二部分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并揭示了商品社会中浪漫主义式怀旧的虚伪,那么展览的第三部分“对行动力的召唤”则讨论资本-技术逻辑内部的另外一重可能性。杨健通过订购垃圾短信的服务向若干名陌生人发送一首自己的原创诗歌,并留下个人的邮箱地址;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