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莫干山路M50创意园区的分园，位于武威路18号的M50西部桃浦创意园（SHANGHAI TOP）开园已有一年，香格纳展库、没顶公司、刘建华、杨福东等艺术家工作室已经入驻。在苦夏刚开始的7月，由丁力、金锋、石青、杨振中、徐震、周啸虎联合策划的艺术活动“桃浦大楼”为园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活动的地点就设在园区的5号楼，整幢楼内包含了戏剧、行为、声音、展览等多种形式的项目，活像一个当代艺术游艺会。

进入5号楼，首先看到的是一楼张献的现场剧，和艺术家从容的表演相比，观众们倒是正襟危坐，似乎害怕错过任何细节；身穿黑红相间T恤的“表达性艺术治疗工作室”参与者们因项目需要在楼道和展场里穿行；通往二楼的楼道墙面上是容易被错过的毕蓉蓉的作品“工作室开放”的一部分，充满张力的多彩几何图形与线条在楼道里蔓延，线条分割营造出的气氛自由愉悦。金锋的墙面粉笔画“1949——2011”描绘的是群众在红旗下唱红歌的情景，即时应景的题材加上粉笔这一传统文化宣传媒材使观众立即与其产生心照不宣的共鸣。

“又有象被摸”展场中，唐狄鑫的行为作品“雕琢此刻”以粉笔画圈为舞台，先后邀请了三名观众用各自的方式演绎艺术家给出的数字，比如第三名观众拿到的便签纸上写着“30”，于是他选择一面在头上浇水一面围绕着舞台走了30步，最后艺术家在场中将三名观众的行为按照运动记忆重复一次，作品放大了观看与表演的界限以及心理时间的差异性。在一旁，高铭研正和对手在“落台”球场中实践，这个项目结合了桌球与足球的部分特征，参与者必须穿着比赛制服（两种颜色的西装背心）按照3张A4纸上的规则竞技。在三楼，策展人比利安娜（Biljana

“西班牙–中国记录电影交流展”论坛开始时，恰逢伊比利亚的“飞跃对流层”展览开幕。放映厅外，人来人往，匆匆地看了几眼画，保安就挥着胳膊让展厅内的人们都集中到前厅，参加“正式开幕”。此时，电影放映厅的门半开着，一些关注纪录片的观众正安静地在座位上翻看着手中的小册子。

论坛开始后，参加讨论的中国导演只有丛峰坐在台上，赵亮和季丹都坐在观众席上，徐童此刻正在UCCA，放映他的新片《老唐头》，稍后过来。主持人董冰峰提到了本次论坛主题围绕的两个方面：“影展与纪录片”，他让作者谈谈对影展的看法和观点。拍摄了“甘肃的意大利”三部曲的丛峰，接过了话筒。他认为国内和国外的电影节，对影片的评判标准上，有文化差异，“这样创作者就面临着一个是否讨好西方电影节的矛盾。”赵亮则认为并不存在讨好一说。影展对小成本制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我边记录边想，“讨好”真是个模糊又尴尬的词，用这个词来揣摩作者创作和参展的目的似乎跑偏了。

台上的翻译流利地转述着嘉宾的观点。两位西班牙导演伊万.加西亚（Ivan Garcia）和夏巍（Xavi Camprecios）都表示，影展对纪录片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是导演和观众、导演之间进行交流的途径。去年中国独立电影年度展（CIFF）的策展人杜庆春以及CIFF的主席张献民，则对影展这一概念都提出了“乌托邦”一说。杜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这个活动本身可以抵御什么，那抵御的究竟是什么；张下的定义比较明确，认为它是在一个固定时间内创建的乌托邦。

与往日没有特别不同，只是今天Gmail彻底打不开、马路上警车特别多，不过策展人王一妃表示展览标题不在场“只是一种巧合，并没有预先的设计；不在场其实源于我个人的一种状态，在人群之中总有一种不在其中的感觉。”对于一个85后年轻策展人的第一个展览，今天的开幕人气很旺，碰到了很多年轻艺术家和画廊同行，朱朱、Josef Ng、张一舟、王贝莉等多位中青年策展人也都来到“不在场”。

一进画廊门口先被一根底部安有弹簧的树枝横向挡住， 看着现场观众如何“穿过” 杨心广的作品《有弹簧的树枝》而进去展厅，你可以看到面对无法选择的情况时，人们如何表现。有的人把它压下去，导致树枝反弹回来会打到后面的人；有的钻过去，有的把它抬起来再轻轻放下，而大部分人是绕过树枝进入展厅。在中国，我们太熟悉这种“怕惹麻烦，绕路而行”的感觉。杨心广站在树枝附近，顶着两个小尖犄角像个“小恶魔”看着大家，这是他和艺术家杨健为今天展览特意剃的发型，我问他为什么，杨心广说“你看我这样有点奇怪是吧？对了！我就是想让来的人看着不顺眼、不舒服”，这个直接、干预性很强的作品给人留下印象很深。

进到展厅首先看到的是位于中间的一个“大白盒子”，这是“Forget Art Fair”的摊位，项目策划人马永峰热情给大家介绍：“这是一个迷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这次空降到商业画廊的空间里，是脱离商业艺博会的一种尝试”。 当被问道：“那你这次选择在一

“不可思议!”

“好兴奋”

“给力……”

“我讨厌这个地方”，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了，说真的，威尼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这个又夸张又傲慢的城市里，如果你将游艇正对着Sestiere Castello停下，就会挡住一半水路，那些没船的老百姓要想去双年展就得徒步了。在这个地方，你也许会看到在游艇附近阴影下的水面上，有一些带着救生圈的保镖狙击手漂浮在那里待命。这是一个享乐的地方，你会看到某个大收藏家突然集结了一大堆“朋友”在埃尔布利饭店通宵达旦地聚会。你会看到Courtney Love像鬼影一般出现在某个派对上，衣着华丽，和Michael Stipe与Jay Jopling谈笑风生，然后赤着脚走过满地的碎玻璃回到自己的酒店房间。策展人Christian Rattemeyer望洋兴叹道：“以前是这样，人们先去双年展的绿园城堡展区（Giardini），然后参加晚宴，再参加余兴派对，最后回去休息。”难道那些亿万富翁把迈阿密直接“海运”到了威尼斯？

周一下午我到了的时候绿园城堡展区好不热闹，Bice Curiger策划的名为“光国” （ILLUMInations）的双年展已经呈现在眼前了。艺术家Mike Nelson将英国馆设计成了凌乱的昏暗公寓，一端向着天井中央伸去。Christian Boltanski在法国馆中放置了一台轮转印刷机，不断地印刷不知名的娃娃脸图片。在瑞士馆内，Thomas

暴风雨为香港艺术周拉开了帷幕。当我奔赴周一晚上的画廊活动时，开始下雨了。但这晦气的天气，并没阻挡艺术爱好者们看展的热望，有不少展览开幕了，如王克平在十号赞善里的Eternal Smile，Miquel Barceló在老建筑毕打行Ben Brown画廊的开幕展。在Ben Brown碰到一位作者，跟她聊起行程，发现彼此几乎重叠。就如她说的：“大家似乎在过一个主题假日。”

第二天晚上我回到了毕打行，去看Richard Prince在高古轩的展览，很多人都在议论它。在电梯那儿，我听到一些穿着靓丽的女士在谈论穿着：“在洛杉矶的画廊开幕中，我从来都不穿裙。”这位时装分析家跟她的朋友说，这次博览会，她买了三件连衣裙。还算明智。毕竟在香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女人都盛装打扮，拎着大牌包，在快餐店吃饭。

在宽阔的展厅里（今年一月刚刚开放），安保方面高度紧张，工作人员穿着特工般的制服四处巡逻，密切关注着人群。我没看到村上隆，但是那些国际大腕François Pinault, Alberto 和 David Mugrabi, 艺术经纪人David Zwirner和Gavin Brown, 艺术家曾梵志都在那里看作品，从Prince的“护士”、“女朋友”、“时尚”到“玩笑” 系列，一一过目。之后，客人在兰桂坊附近的俱乐部FLY喝酒，为Prince助兴，晚些时候，在那里，DJ播放了Jessie J的

库哈斯这个名字在建筑界和设计圈已是响当当的了。上周三，由新当代艺术博物馆赞助的在纽约Kimmel中心的讲座，顷刻间票已售罄（博客上有人说：“这个人就跟Lady Gaga一样火”）。所以在活动现场看到有很多多余的座位，真让人惊讶。坐在我旁边的人指着前排的建筑艺术界人士们的座位说：“这的确是个内部活动。”那里坐着（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建筑界的Cynthia Davidson、 Eva Franch-Gilabert、Tony Vidler, 以及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副总监Massimiliano Gioni。博物馆总监Lisa Phillips走上讲台，欢迎这位荷兰建筑师回归这座在70年代首座给予他城市规划灵感的城市。

当她指着面向第五大道的窗户时，说：“这是世上最好的大道（这也是库哈斯早期研究的地方），凯文-罗奇（Kevin Roche）设计的大礼堂百叶窗已经挡住了视线。建筑本身是纽约融合商业区的象征，为库哈斯最爱的 “曼哈顿主义”拉下了帷幕，加快了Gotham“文化拥堵”的消失，突出了库哈斯本人所说的“自恋式”历史主义。他认为这座城市和几年前不同了，不再那么“癫狂”（语出他的第一本书《癫狂的纽约》）。

罗氏的后现代的模拟作，为库哈斯关于“未来的记忆”提供了良好的背景，这一挑战超越了舞台布置的建筑借鉴，或

2011年四月，北京城除了和往年一样草长莺飞、黄沙漫天以外，还失踪了一个艺术界大佬。“意识形态”问题在这个被阿拉伯春风吹得人心荡漾的季节里，似乎再次变得敏感起来。不过，任何熟悉“没顶”公司作品的人，都不会在预期中把其4月16日在“长征空间”推出的新项目“意识形状”和当下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扯上什么关系。这已是作为艺术家的徐震消失以后，以他为老总的“没顶公司”自2009年成立以来的第十一次个展。

根据“没顶”在事先发布的新闻稿，我们大约可以把“意识形状”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意识的形状”。这是“对意识及相关思想研究进行深入体验而发展出的一套运动”，目的是让练习者在增强体质的同时，激发出“对于精神和身体关系的思考”。对于一直把“当代艺术”这个定义当做游戏对象的“没顶公司”来说，这个项目或许不算非常出人意料。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没顶”在挑战艺术的边界的同时，又在重新定义它的观众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那么，观众们是否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游戏设定的角色中去呢？

按照项目的公关总监包一峰（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某当代艺术项目有公关团队）的说法， “意识形状”的目标是要先通过“生活方式媒体”打入群众内部，让项目在广大人民的喜闻乐见中发展壮大。为此，和798里大部分随意散漫的展览开幕式相比，“意识形状”展览开幕前还多了一个公众媒体专场和一个艺术媒体专场。

媒体专场在“长征空间”南侧的展厅开

苏富比香港举办“尤伦斯的收藏—中国先锋的起源”拍卖会那天，推特上都是北京那边不好的消息。让人觉得心情低落。我出发去香港会展中心时，内边那边的情况还是照旧，没有丝毫进展。

在五号厅，很多人已经到了。苏富比的新闻助理陈浩志和我边走边说：“简直太忙了。”

拍卖计划六点半举行，但摄影师们已经占据了台边最佳的位置。座位区这边不太容易走动，因为人们都想保持自己的好位置不挪地儿。前排的屏幕上字幕提示，大意是座位只限于尤伦斯收藏拍卖已登记的竞拍者。

房间很快就满了。一个空座也没有。一个苏富比的工作人员要求拿来更多的椅子，场地工作人员跑进来，加了一排座。每个人都在翻粉色的小册子，浏览着106件拍卖品，数着有多少重要的作品将出售，估量着排在第八位的张晓刚的《生生息息之爱》(三联作)会拍出多高的价格。

艺术顾问Jehan Chu来到屋后看了看人群。我问他是不是帮某人来买作品，他没有直接回答：“现在没法告诉你，也许晚点再跟你说。”

天鹅绒后站着很多观众。拍卖开始进行，这时一个人没忍住，大声跟他的同伴说：“我看了名单，没有一件想放进客厅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个人没有座位，肯定不是一个竞拍者。

张培力的《萨克斯乐手》拉开帷幕，某人以电话竞价的方式，以四百万港币（佣金未计）拿下。接下来是张的《X?No.3》，一系列的电话竞价，最后达到2000万（2306万港币）。到第三件是耿建羿的《灯光下的两个人》（1985），大厅里活跃起来。当现场有人喊出竞价时，拍卖人Henry

正如艺术家孙原形容的:“这是一个吸金的展览”。

佩斯北京画廊此次展览可谓多层面“吸金”：2011年4月2日下午，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凤凰卫视、法国电视台、VOGUE（意大利版、英国版、中国版）等60多家媒体专程赶来参加了 “DVF：衣之旅”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有记者问为什么选择在中国、北京以及佩斯北京画廊做这次展览，黛安回答“中国是未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而佩斯北京画廊是北京最好的画廊”，给足了画廊创办人阿恩·格里姆彻(Arne Glimcher)先生——这位与之交往40多年的老朋友面子。当下发展迅猛的中国对于黛安女士的品牌无疑都是巨大的市场，她说到“40年前我带着一只行李箱和我的梦想初到美国，开创我的事业；当时我的感受和今日我对中国的感受很相似，我看到很大的潜力，同时这里也是一个梦想成为现实的地方”。这一次带着梦想，黛安给她品牌潜在的中国消费者带来了一个魔力的北京之夜。

晚7点VIP预展在佩斯北京画廊正式开幕，当晚人气十分火爆——尤伦斯男爵夫妇，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桑斯（Jérome Sans），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Inma González Puy）女士,《VOGUE》意大利版主编，好莱坞女演员Jessica Alba，俄罗斯超模Natalia Vodianova，中国名模杜鹃、张雪、李丹妮等500多位国内外社会名流、艺术家、演艺时尚明星出席了当晚活动。

3月12日，周五，快到三点的时候，我乘坐的飞机即将在成田国际机场着陆，我来东京是参加村上隆举办的第15届Geisai艺博会开幕式的。但15分钟之后，飞机还是没有落地，依然在城市北面上空盘旋。我向窗外望去，看到陆地上有浓重的棕色烟雾不断升起，我觉得好像是起火了。飞机又盘旋了半个小时之后，喇叭里传来了机长的通知，他说因为地震成田机场被迫关闭了。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地震，还引起了海啸，而且我可以透过窗户看到核电站也出问题了。我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三天是在“Kitty猫”和“世界末日”的混合中度过的。

村上隆在洛杉矶的Kaikai Kiki公司办公室的代表Marika Shishido还在成田机场等我，但我们的飞机却没法落地。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又辗转了两个地方，最后终于在东京的羽田机场降落了。当晚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航站楼和大批日本乘客度过的，大家都顺手将现有的毯子铺在地上，或者在椅子上入睡了。他们表现出异常的平静有序，这让人大为震惊。

后来，道路开放了，纽约Kaikai Kiki公司的工作人员Brad Plumb在黎明之前打车把我接到了东京涩谷购物大厦里的酒店。本来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而现在，那些霓虹灯和大屏幕一律都暗淡了，只有零星的流浪汉行走在街上。我们发现有更多人在大厦的走廊和酒店的大厅里过夜，Plumb说：“我从没在这儿见过这种情况。”

他

我们很难忽视理论话语与实际经验之间的鸿沟：一位博物馆馆长义正词严地对无为而治的美德论述了一番之后，便急匆匆地走向外面等他的车。作为知识分子的策展人们对展览的历史品头论足，但其实他们的解释都是从维基上盗用过来的。讲完后，他们回到座位上，等别人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们就玩弄自己的手机，上网交换化妆品小样（真的是这样）。而致力于研究前卫艺术的学者们不过就是例行公事地将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艺术史的标志性事件一样一样又罗列了一遍。在这个强调合作和高压政治的年代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演说总是过于繁冗（而且是老生常谈，完全不用准备），把讨论的时间都给占用了；他们来去匆匆，让人感觉就像限时抢购，热情的研究生和同行的教授还没来得及坐满会场，他们就赶紧离开了。

每个人都觉得达成共识很难。

并且……有关推动“当前的博物馆”的展览、体制和教育的问题讨论，即上周在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和CUNY研究生中心举办的研讨会，对于艺术博物馆和热爱/仇恨它们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至少在纽约，你就会发觉有些问题正在被激烈讨论，其他地方也一样。会议的组织者克莱尔•毕晓普, Kate Fowle和Eungie Joo轮流制定四天的会议日程，为这一雄心勃勃的活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灵感，比如让MoMA和古根海姆改做行为表演的项目（估计会很糟糕），开始建造阿布扎比式建筑（肯定会很糟糕），还有“新学会”要在欧洲建立各种小型博物馆（这个可能会比较好）。Bishop指出私人收藏正蔚然成风，他对日益出现的艺术区提出新的解决方法，并质疑我们是不是压根就不需要博物馆了。

这恐怕是最美好的时光。一线演员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之一James Franco挑选了柏林佩雷斯计划中的两个作为他在欧洲大陆艺术生涯的起点，也许在上上周六克罗伊茨山的聚会上，你就能够在冥冥之中预感这一切了。当时，一小撮电影迷和艺术信徒们参观完柏林电影节到画廊外闲逛，并在晚餐休息的时候加入了百无聊赖的狗仔队和摄制组。画廊里面摆满了烧毁的儿童游戏室，一些影像装置和一幅放在角落里的四分五裂的艺术品。除了蜘蛛侠，看不见一个好莱坞甚至艺术圈里的名人，只有两个雇来的记者（或者说是三个，因为他们想把我也算在内）和疲于交际的Klaus Biesenbach。

开始到场的人并不多，可是当艺术品商Javier Peres和艺术家踱步进来的时候，人们忽然一窝蜂地涌了进来。Peres领着艺术家到了画廊后面的一个小房间——虽然有点不合逻辑——主持一个即兴的新闻发布会。如果不是Peres体贴而迷人的助手Nick Koenigsknecht有效地治理了这帮专家的话，我都怀疑这里会闹翻天的。在Franco和Peres 挤进人群与Biesenbach还有——你肯定猜不到还有谁！——Hans Ulrich Obrist一起庆祝的时候，Koenigsknecht温柔地将我们的摄影师推到了活动的中心。

这种一窝蜂的混乱局面在Peres Pro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