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一个午后，在光州双年展展厅一层的咖啡厅里有一个人，极尽宣传之能事，他拿着一份早报，向来这里喝咖啡的人展示前一天晚上艺术光州博览会的开幕：“我的照片上报纸了，”（“I am PHOTO in NEWSPAPER”看来此人的英语还有待提高）他向看见的所有人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也不管人家是感兴趣还是出于基本的礼节。David Weiss对着那张皱皱巴巴的报纸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去跟熟人解释，说昨天晚上由于台风，他们转接的班机被取消了，他们五个人从首尔过来与其坐火车还不如打车合算。Mera Rubell回答道：“‘我的照片上报纸了’，不错，亲爱的”，但是却继续忙活自己的事儿：她的家族打算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家新的博物馆，此时她一边说话一边继续起草方案。这人还在念叨着：“我的照片上报纸了！！”，每个媒体旅行团的成员、每个策展实习生、每个当代的名流都能听见他的这句“咒语”，其实人家本来是在看过了楼上的四个展厅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此歇歇脚而已。在那些展厅里陈列着9000件形态各异的艺术品，此时，距离开幕致辞只有两个小时了。

诚然，这样的小插曲在艺术界见惯不怪了（白南准中心前首席策展人Tobias Berger解释说：“首尔的所有开幕式都少不了他”），但是本届双年展的目的十分明显，用艺术总监Massimiliano

丝带配披肩（或格布衬衫、或花卉）有的时候特别出效果。张达，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自主创业的独立服装设计师以平切的“O型衫”为人所知。8月15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他将自己设计的图案大秀特秀了一番。那些热衷于本土时尚的潮人，以及建筑界的人士齐聚尤伦斯的侧面展厅，用不锈钢杯品着清茶参加了张达2010年度《没边》秋冬装展示会。

尤伦斯文化教育部及公共项目部主管崔峤也说：“不想动脑的时候，去所有场合都可以穿张达的衣服。” 光今年一年她就为这家机构设计了300多个项目。 等人们撤走的时候，顿时她也不见了踪影。作为该机构为中国设计师举办和支持的头一个发布会，这个平民化的活动无疑有装模作样之嫌。

参加发布会的嘉宾进门先碰到Erwin Wurm的窄房子，再走过张洹气势撼人的装置——汶川地震中回收的火车残骸，最后进入一个大机构里典型的日光灯照明环境，到这当口，时尚的性感和华丽差不多已消失殆尽。展厅中央堆放着的是一大堆破败的家具，这是来自艺术家汪建伟的收藏。主办方非常慷慨地把发布会定在下午三点半到四点间，但是三点二十的时候展厅内还是稀稀拉拉，没多少人。那些时髦人士坐在墙边，守着那些“衣衫褴褛”的沙发和散落周围的临时板凳。

从毛时代的中山装到酸洗的李维斯，再到Gucci(或山寨Cucci)，大陆的时尚潮流也造就了一大批雄心勃勃的本土设计师，如王一杨的“茶缸”、“素然”牌子，还有张达，他们决心在大牌割据的时代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们不喜欢主流的俗气，强调带有中国特质的原创。他们往往也“浸泡”在勇气、速度、简约和中性的气氛中。

伦敦第四基座公共艺术项目感觉越来越像一个机构了，既然它跟特拉法加广场上国家美术馆挨得那么近，现在变成这样也许挺合适。该基座1841年由查尔斯•巴里爵士设计完成，最初打算在上面放一座传统的骑马雕像，但由于资金短缺（有些事情永远不变），这个位置闲置了近150年。到了1998年，皇家艺术、制造和商业促进学会委托英国艺术家Mark Wallinger, Bill Woodrow以及Rachel Whiteread为这块沉甸甸的石头墩子做一个临时的顶。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所以2003年，伦敦市市长（当时是备受人爱戴的 Ken Livingstone）决定把“第四基座”变成一个长期进行的当代艺术展示项目。

项目总监Justine Simons在周四晚上最新一批提案的发布会上，面对台下兴致勃勃的观众表示，对于这个基座，最初的提案是建造一座足球－时尚明星贝克汉姆的永久雕像放上去，所以伦敦人应该感到幸运，因为现在不管什么提案入选，存在时间都不会超过几个月。到目前为止在基座上展出过的四件作品中，Marc Quinn的《怀孕的艾莉森•拉帕》（艾莉森•拉帕是一位英国残疾艺术家，由于先天畸形，她出生便没有双手，双腿也比正常人短，主要创作媒介包括绘画、摄影、数码图像，1999年怀孕生子，儿子身体健康。2005年，她充当Marc Quinn的模特，后者创作了雕塑《怀孕的艾莉森•拉帕》并参加“第四基座”项目。）最受争议，Antony

白杨（Aspen）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因此常被当作图腾，象征着族群兴旺。上周三，我兴致勃勃地来到科罗拉多的同名小镇上（Aspen：阿斯本）——虽然季风带来的雷电天气对航行不利——参加阿斯本美术馆（Aspen Art Museum)第六届一年一度的artCrush慈善晚宴以及一系列鼓励当地人慷慨解囊的活动。

进入阿斯本可是费了一番周折（连公路出口路标都没有），我最后很时髦地迟到了。参加的首个活动是wineCrush－募集资金的开幕仪式，品酒会和晚宴。地点在 John和Amy Phelan夫妇时髦的大房子里，两人为了这个派对把家里香艳的艺术藏品重新挂了一遍。到场嘉宾包括艺术家Mickalene Thomas, Matthew Weinstein, Will Cotton, Josephine Meckseper, Richard Phillips和 Tom Sachs；画商（“艺术作品”节目评委）Jeanne Greenberg Rohatyn；沃霍尔基金会主席Joel Wachs; Hirshhorn博物馆馆长Richard Koshalek，惠特尼美术馆馆长Adam Weinberg,惠特尼美术馆前任董事会主席Robert Hurst以及MoMA PS1总监Klaus Biesenbach。“我很惊讶，居然来了这么多美术馆馆长，”阿斯本美术馆馆长／首席策展人Heidi

葡萄牙最大的当代艺术展——第一届葡萄牙国际艺术双年展（Portugal Arte biennial）上周开幕了，给当地的艺术界带来了无比的震撼。葡萄牙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就比纽约多一点点，人们好像都认识一样，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给他们带来震撼的是什么。里斯本美术馆的馆长Luis Silvia说：“双年展在社区举行，我们感到有点措手不及，好像一个刚刚着陆的不明飞行物，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周四晚上，凉风习习，我飞到了这里，直奔美术馆。而欧洲的其他地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术馆的正门富丽堂皇，曾经是BES银行的办公区。灰白色的展厅内空空如也，只有艺术家Stefan Brüggemann设计的1200个《展览标题》（Show Titles）。Silva解释道：“我们没有从一个外部的角度，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美术馆这个机构，而是通过进入美术馆的内部来审视美术馆的活动”。Silva的同事Mourão说：“如何以一种学理的态度对待这个体制？我们这里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上楼之后，穿过了那些乱糟糟的房间我们来到了Pedro Barateiro的工作室。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将要在巴塞尔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计划，在这次展览之后，他还要在当地美术馆楼下展出。他告诉我们他希望“艺术葡萄牙”能够选中他的作品，放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而策展人说：“我们不知道原来你也参加了双年展！”晚上我们来到了当地的饭店Forninho

由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支持的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论坛，于七月底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举办。论坛的发生地距离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约百米，经过绿意濛濛的荷塘，再穿过幽静的小径，郁郁葱葱的树林后，就是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这个独门小院里有大树石桌，若天气凉快些，可能就搬到了户外，在古树下清谈，多少也应了这里的绵绵古意。但酷热的天气里，大家只能坐回有空调的室内，围着长方桌，喝着咖啡或瓶装水，谈天说地。论坛的最后一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预订的议题是影像的未来性、华人影像的特殊性、影像教育与影像生产这三大主题，但现场执行时，大家却越谈越兴奋，打破了原来的框框。

论战在北电文学系教授杜庆春的主持下开场。老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直带着微妙的笑意。善谈的邱志杰接话，提到了2000年后前后国内的录像发展现实，自己当时做现场表演，以及多媒体表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寻找一个办法来规避影院经验和展厅经验的矛盾，使人们来到展厅里看到一段影像, 以规避掉这个影像在网络上可以看、或者带着碟回家看很舒服的感觉。

旁边的台湾艺术家王俊杰则提到了台湾录像艺术的断代化，他们把崔广宇归在下一个世代，可是在崔那个世代也很少找得出有系统性、对录像这个媒才进行持续创作的一批人。这也是台湾缺乏历史感易受外来资讯影响造成的，所以作品无前无后，具有消费性和即时性的特征。至于电影，它在台湾还是在保守的手法下进行，有着非常特定的语言，而当代艺术的包容性则很高。他举了蔡明亮受邀成为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艺术家之例。年轻的崔广宇则表示，断代的原因有一点是，他们当年创作实验艺术时，很难在学院的体制下获得接受，整个大环境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布希威克区（Bushwick）的一家新画廊与羊驼抢风头可是件稀罕事，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画廊的赞助下，Guillermo Creus策划的展览《孤独城堡》（Fortress to Solitude）在一个周六的午后开幕了。这个展览占据了Callicoon Creek公园的一个展位（这是“NADA’s County Affair”的一部分——“NADA”是“新艺术交易人联盟”的缩写，“NADA’s County Affair”是一个定期在纽约第27大道举办的综合艺术活动——译者）。Creus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孩子们兴奋地喝着加冰的柠檬汁，大人们跨过那些中规中矩的画作，来到附近的动物围墙那边观瞧。参加活动的人似乎并不介意纽约的炎炎烈日，似乎有一半的布鲁克林居民都来参加了这个惬意放松的活动。

正午时分，在Callicoon的主街和Delaware河之间，这个综合性的活动拉开了序幕，这里的项目可真不少，各种展览汇聚一堂，还有出版人也来凑热闹，他们有的来自商业机构，有的来自非盈利机构，如Beechwood Barns和Catskill Citizens for Safe Energy（一个地区性的民间组织——译者）。风马牛不相及？非也！就算Delaware Valley Arts Alliance的组织策划者对Jack Hanley画廊和Nightboat

在炎热潮湿的伦敦地铁里穿行的滋味可不好受，但是和明星艺术家Linder上周六在Chisenhale画廊举办的长达13个小时的行为表演相比还是容易许多。这家画廊位于东伦敦的尽头，我一进来就受到了画廊总监Polly Staple的热情招呼，并且给了我一份展览概要说明。这个名叫《The Darktown Cakewalk: Celebrated from the House of FAME》的表演是在中午开始的，两位演员一丝不苟地按照舞美设计表演着，画廊也吸引了不少好奇专注的观众。

这个表演的重头戏是剔除体毛和“性爱蛋糕”，但这些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然Linder之前没有表演过这么长的时间，但从这个演出上就能看出她可是“来者不善”！Staple说：“Linder在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搞朋克的音乐人，那时她就说有一种呼声，强烈反对那种慢条斯理、不温不火的文化气氛，而现在时代变了，慢慢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昏暗的画廊的中央铺着一大块舞毯，空间的两头都摆放着架子鼓——乐手也参与其中。在迪斯科音乐中，整个画廊都仿佛浸泡在彩光中。Linder的“剪切”动作构成了这次行为表演的主体，并且12个动作相互衔接在一起，这显得有些抽象，可以说是静态的场面与热烈表演之间的动态拼接。

在画廊的地上坐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后台的化妆室，见到了设计师Richard

“不要！”

“而且那是个假阳具……”

两个坐在我后面的人一本正经地评论到，我是在瑞士当代艺术协会美术馆（Swis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临时电影院观看麦克·库查（Mike Kuchar）导演的《凶杀电影》，这是周六晚在这家非盈利机构举办的“低级趣味晚会”之电影节目的重头戏，这些骇人的短片变化无常，一会儿是口交特写镜头，一会儿是电锯截肢，引得在场观众无不惊呼。更重要的是加利福尼亚导演的作品《m.o》，不仅与他的兄弟George的放到了一起，而且还和艺术家Olaf Breuning做的四个错乱的录像一并出现。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这家SoHo的画廊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展厅，就连那个用鲜花装饰的前台区也是人头攒动。“绿蜘蛛”鸡尾酒（看起来像沼泽似的薄荷伏特加）和蓝色的冰块（那是必须的！）让这些年轻人振奋了起来，一部接着一部地看，可谓兴致盎然。这时，你会突然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在一间黑屋子里，看着演员不断、或者漫漫地呕吐，或者把血滴洒在屏幕上的镜头。我来的时候大家还在全神贯注地看《凶杀电影》，但是马上又将注意力转向了Breuning的《Home 1 and 2》，其中梳着火焰头、眼神冰冷的Brian Kersteller在路上漫步，扮演一个对文化麻木不仁的游客。

此次参展的作品还有Breuning的《Ugly Yelp》 和《

我们艺术界大部分人都自以为很了解波普艺术。直到上周日看了Mike Bouchet的波普作品我才知道自己错了，他将沙漠中的一个游泳池注满了二氧化碳与热量较少的可乐。这次名为《Flat Cola Pool BBQ》展览是唐人街Mara McCarthy的Box画廊主办的，这也是Bouchet的《My Cola LITE》（2004）系列项目中最为轰动的事件，其中他还将可乐装罐运往中国进行免费分发。按照自由企业的精神，Bouchet为7月4日设计的这个展览探讨了美国特色、消费、过剩，以及快感等问题。

在这个活动的前一天我就起身来了尤卡谷（Yucca Valley），正好赶上Bouchet开始用5加仑的罐子往池子里注入可乐。这个浴池曾经是歌手Donovan的（但现在属于Paul McCarthy了，他可能还要在这里进行另一个项目）。不管这个地方之前属于谁，现在总有一种怪诞的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似的。原先的那个小木屋数年前起火了（因为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忘了熄灭炉子），所以现在就剩下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些砖墙。Bouchet看着自己那浓浓的黑色可乐注入池水中，说：“我现在知道海湾是什么样了。”第一批可乐倒了进去，蒸发之后空气中弥散着一些肉桂和丁香的气味。这些可乐中大约含有60吨二氧化碳，这是多么危险啊！我们看得可“Hi”,一共倒入了145加仑的可乐！

第二天一大早，我是被热浪冲醒的。

常言道，马德里从不睡觉，但纽约也从不睡觉（“没有休息的恶人”——语出《圣经》赛亚书 48:22和57:20-21，译者注），这样一来，在Douglas Crimp和Lynne Cooke上周三在索菲亚王妃艺术中心策划的大型展览《混合使用，曼哈顿》（Mixed Use, Manhattan）上这两个城市倒是可以“同床为伴”了。不仅纽约艺术来到了马德里，连纽约的天气也接踵而来，艳阳天一下乌云密布，但是雨却没有浇灭马德里观众对这次展览活动的热情。

Crimp在周三开幕式上说：“最初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因为我从1977年以来就再也没策划过展览了”（但那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展览呀！）。这次《混合使用》展览既探讨了变化中的城市问题，也探讨了近几十年来摄影对于艺术的影响问题，摄影不仅是作为一种档案或者“批判性”实践，而且也是一种适当的“使用”方式。因此，现代主义的艺术家Peter Hujar和Danny Lyon等人都和辛迪•舍曼、Barbara Probst等人具有反思性的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还包括一些非摄影的再现方式，例如Glenn Ligon在他居住过的地方进行书写）。

这次展览并无新奇可言。但也并不是平淡如水，而是简简单单，充斥着很多漫无目的的作品。奇怪的是，“动态图像”往往是最“静态”的，总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或题材（Steve McQueen的《自由女神》、Donald

John Wilcock编的《安迪•沃霍尔传及其性生活》（The Autobiography and Sex Life of Andy Warhol, 首次出版于1971年）是一部关于沃霍尔工厂的纪实口述史。John Wilcock是《村之声》（Village Voice）杂志的联合发起人、《访谈》（Interview）的出版人、作家，也是沃霍尔工厂的常客（“这既不是一部传记，也没谈性的问题”）。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对波普如醉如痴，沉浸在学校图书馆里到处搜寻这方面的书籍。在学校，我学着将战后美学和小道传闻混为一谈。1990年代初，编者Christopher Trela发现了沃霍尔晚年的很多简易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期，但之前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Christopher Trela决定通过艺术书籍来彻底改变人们对于他这个时期作品的认识，强调这个时期的创作价值，并且将其归入沃霍尔档案中。

时隔四十载，老书换新颜。本周三，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为这本书的再版举行了庆祝仪式，来宾包括Steven Watson博士（沃霍尔专家）、“研究美国前卫群体活动专家”，以及当时接受采访的一些人：沃霍尔的超级明星Taylor Mead（出演《Tarzan》和《Taylor Mead’s Ass》）、图片记者Gretchen Berg（他在传记中把沃霍尔塑造成了一位圣徒）、沃霍尔的助手和工厂总监Ger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