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意味着一个进程（Process），比如快速评估从A地到B地的最优路线，或者是网络对弈之中程序对落子的判断，等等，它不只是计算，但和所有的计算一样，算法本身包含了一个非常基础却又无比关键的事实，那就是忽略细节。在“一把椅子”和数字“1”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只是被某一进程以或高度抽象或局部抽象的方式构造在某一模型之中，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算法世界始终存有自我抵抗的冲动，尤其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算法这种忽略近乎删除。然而在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y）里，删除一说并不成立，甚至恰恰相反。德国艺术家拉尔夫·贝克（Ralf Baecker）的《界面Ⅰ》（Interface Ⅰ, 2016）在展览现场通过动力机械装置模拟了一个“零删除”的情境。每一个马达、每一条绳线、每一个网格，以及由盖格-穆勒管敏感捕捉的电子辐射和随机射线，都成为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共同作用于系统的同时又共同失去对系统的控制，呈现在观者面前的动力痕迹与装置图示来自整体的瞬间涌现。这种现象就像鸟群的飞行或者蚁群的协作。艺术家在创作说明中引述美国学者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经典语句，将之看作一种“力量的舞蹈”。

算法的确在创造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简单来理解，可以套用皮克林另一句话来说明：“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这种力量一方面承认每一个体在网络社会中的自由行动，另一方面又取消了个体的独异表达，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得不依从于群体的动态稳定性去持续创造关键的联系才可能引入新的力量，这个过程就像一个网络用语终于被收录进入一本官方的词典。艺术家可思汀·艾葛琴（Kerstin Ergenzinger）与合作者汤姆·莱普顿（Thom Laepple）通过漫游中的热敏打印机缓慢显现的某个诗句，多少披露一种个体的后人类主义式忧虑：“我们名义上的存在，只有在纯粹的数据流中，以及前往沉默的风景中被提及……”（《漫游者-时空之诗》[Wanderer-Spacetime Poetry, 2017]）

展览似乎很轻易地就将人们引入了后人类的情境当中。当西班牙艺术家丹尼尔·卡诺加（Daniel Canogar）在《小数据》（Small Date, 2014）中，使用一系列废弃电子设备（硬盘、扫描仪、游戏机、DVD等）再现那些电子数码图景时，整个现场犹如数据自身的梦境。相比之下，美国艺术家希瑟·杜威-哈格堡（Heather Dewey-Hagborg）的作品《陌生人视像》（Stranger Visions, 2012-2013）则意味着一个梦醒时刻：通过现实生活痕迹（烟头、口香糖）的DNA数据采集重建人脸，意味着算法正在从忽略细节过渡到拟真细节。如此应用的普适化（人们已经在特朗普竞选中见识了大数据通过网络痕迹挖掘选民性格并进行定向宣传的威力）将使真实裹入涌现的鸟群，以致追究哪个更真实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哥伦比亚艺术家菲托·萨格雷拉（Fito Segrera）的《1+N把椅子》（1&N chairs, 2017）提示我们，对算法的思考，应该重新回到算法建基于现实同时模型化现实的这一起点。虽然是致敬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之作，但显然不同于《1+3把椅子》（One and Three Chairs, 1965）中的语义学路径，电动照相机对现场椅子的持续实拍，经由在线认知引擎转译为文字并再次搜索与之匹配的图像的实验，并不是为了呈现一个语义的同一性和完整性，而恰恰是戏谑、荒诞以及由此揭示的不匹配，语义的分歧与错乱空间被打开。菲托的转译装置将算法的失算暴露无遗，这有别于遗传算法之父约翰·霍兰德（John Henry Holland）在《涌现：从混沌到有序》（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一书中引述艾柯论隐喻所说的，源系统与目标系统之间始终存有规则的推论式或想象式转换，这里呈现的是源-目标系统的延异，推论、认知以及模型的神经网络组织在这个地带无法真正开始，算法机制被撕开了诸多裂缝。算法逆写从此开启，如“时空之诗”透露的那样，“我们游荡的日子远没有结束”，这一逆写将以“不可测度”的方式重组现实。

文／ 芬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