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该展览的策展人鲁明军所言，展题“疆域”是受到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问题探讨的启发——长城，在拉铁摩尔那里，并没有被当成一条标识“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与蛮夷之邦的分界线来处理，而是被视为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它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历史互动的产物，并由此引申出一个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的“大中国”历史观。或许是为了与之对应，观众一进OCAT上海馆的前厅，就会迎面看见蔡国强在1993年完成的《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号》，虽然在既往对其的阐释中，相较于艺术家行为制造的视觉奇观，长城更接近于一个罗兰·巴特式的神话符号，但于今在“疆域”的主题框架之下，我们突然发现“火药、战争以及嘉峪关这几个要素之间潜在着一部关于疆域、战争及地缘政治的宏大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展览的“疆域”，同样也存在着某种互动与生成，策展人有时对于某些旧作的重视，会逾越艺术家行动的主体性，从文本的角度重新构建一种阅读模式。

庞杂的展览现场，在前厅被一分为二，或者说被“长城”一分为二，左边的大展厅围绕“边界与地缘政治”展开，右边的大展厅则集中呈现后全球时代与疆域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由长城提示出的地缘政治，在延伸向具体后，我们会发现拉铁摩尔“大中国”所缺失的中国南部边疆议题，反而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之中有更显著体现。相较于中国大陆艺术家凸显出的向外的“越界”意识——在徐震的《18天》（2006）、张玥、包晓伟的《缅北战事》（2015）以及何翔宇的《The Swim》（2017）等作品中，作为疆界的边界是一种确立国家主权的界线——港台艺术家往往倾向于将边界内向化为一种讨论与建构区域身份意识的防线，其中既包含了拓展到亚洲范围内的现代性叙事中的历史暴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历史暴力的错综性与反身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拉铁摩尔的疆域理论，为现代中国预设了一套政治话语，即我们所知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建构。这也是右边展厅叙事开始的锚点，但展览所呈现的是一种现代国家内部的后边疆状态，或者说是一个正在去边疆化的中国边疆。而这种落差也切实地反映在另一批中国当代艺术所呈现的全球化图景之中。无论是边疆、中国，抑或是全球化的世界，流动的现实一面打破既有的边界，一面折射新的地缘经验，它并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进程。

对于展览而言，前厅既是入口，也是出口。而观众有可能急于在左右展厅之间辗转，而忽略了前厅里的其他作品。其中有一幅名为《我的边疆》（2011）的漫画颇有深意，画面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正低头在地面上勾勒自己形体的边缘线。这幅漫画是由赵汀阳所绘制，联想到创作者政治哲学家的背景，他一语双关指出了最小单位的主体所具有的两面性：个人主权与自然状态。就此如果我们再回看蔡国强的那件作品，所谓的外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抬头望向宇宙，也许现在还属于一种脱离现实纷争的超然时刻。

文／ 孙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