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张历经时间消磨、如蜕皮般更换着“皮肤”的建筑照片看了许久，照片中的像素好似以还魂的气势卷土重来，成为图像中一个不稳定的叙事因子。你很难想象这样一间略显落寞的招待所正是1931年那位末代皇帝溥仪曾下榻过的大和旅馆，正于此处进行休闲活动的现代人仿佛与夜不能寐的历史来客们就这么不期而遇了。

艺术家杨圆圆近期于AIKE画廊的个展“大连幻景”为我们提供的正是一种如螺旋上升般叠加重演却永远不曾交织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在一个破除时空聚合的状态下发生宿命般的关联的。在我看来，这种螺旋状的特质显然不止在于艺术家所提取的那些俯瞰回旋楼梯的视角，或者将其图形化以后的隐喻指向，而更多的是围绕其主体叙事——以不同时代的大连这片场域展开，形形色色之人跨时空般的“相遇”——从而让人们愿意认领这个在同一“平面”上摊开的时空秩序。

展览的空间像是被划分成一个内外双层嵌套的折叠结构，外部墙体上的各式图像——无论是来自不同年代截取的建筑一角还是同一广场前不同年代在此行色匆匆的人们；无论是如手术刀一般划破又（错层）拼合的餐厅照片还是像图像闯入者一样将人的目光聚焦锁定的圆形蒙太奇——它们都更像是为作内部空间中五屏录像的嫁衣而存在的零散素材与索引，安静地提示人们该如何做好准备去提前适应这样一种即将被混为一谈的叙事线索与节奏。

踏上中央楼梯穿过一层层印有螺旋形状的黑色幔帐，坐落于内层空间的五屏录像就是该项目的主体——《大连幻景：一天》（2018-19）。录像共分为七个章节，来自不同时空的、或短暂逗留或满怀浓郁乡愁的人们诉说着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过往交集，就如视频里那位日本作家所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所有过去都是不断可以重返的现在。”

只不过，在这里被我们称之为叙事的文本可能并不太符合叙事的传统特质，尽管它们仿佛是在讲述一个从清晨到傍晚于大连这座城市度过的一天，但故事的细节却总是被打断又总是按照一个序列回旋着、持续着回返到各个角色身边；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根本是一些被剪得七零八落的片段，而这些被打断的文本却又被另一个以空间而展开的线索重新粘合在一起了，换句话说，叙事在此处被空间接管和分类了——正是这些场所在留存的岁月里接待了不同年代的人们和故事，得以让人在一个像是被敲碎成粉末状的时间维度下彼此交织、相互对谈成为可能，从广场到旅店，从街道到剧场，他们在“同一天”彼此擦肩，但却也从未交集过。

在聆听与观看的过程中，我放弃了努力辨认声音来源与各位讲述者对号入座的念头，因为伴随声音循环播放的五屏画面是几位几乎从未露出面孔的角色，他们以背影示人穿行在城际中，他们像是这个时空秩序里的引路人引领我们走上螺旋的楼梯、走过大和旅馆的长廊、走向同一地点的街区……尽管他们在不同屏幕间（或者说不同维度下）行走，但最终就好像同一展厅空间中的静态摄影作品《在楼梯旁》（2018）所昭示的那样——他们终在一扇窗户下看过同一片风景。

纵观整部录像，观看者与大连这座城市的“关联”都因徘徊于“你我”之间这一、二人称的讲述口吻被拉近了，而大连作为一个被研究对象的复杂在于它的历史磨难牵扯了太多变数——被沙俄建市、经日本殖民、又进入共产主义建设，“大连幻景”的确不可回避地指认了关于身份与故乡、到来与离开、情感与记忆等诸多问题。

写下这篇文章时，日本已宣布进入“令和”时代，不可逆转的时代落幕总会勾起感伤，而不管昭和、平成还是令和，无论哭泣的历史、欢喜的未来还是吞吞吐吐的当下，我们能在艺术家的作品里审视到一种摆脱线性历史或进化论式二元发展，其尽可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回旋、重演的可能，这是一种不按时序叠加来衡量的经验与价值的重估。我们常常说历史就是不断重复自身，面对一种周期性历史，理论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提示着我们放弃救世主般形式演进的想法，而以“回旋”取而代之，即以螺旋取代直线。一条曲线之末连接另一条曲线之始，螺旋线可以把可悲的重复和欢欣的新事重新结合起来。螺旋与回返，在这样一个加速的时代好像也并没有那么不合时宜？因为对未知的渴望和可知的满足被螺旋线微妙地连结起来了。

文／ 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