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在脱离英国殖民地管制后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随后正式独立，并在李光耀政府的带领下形成了急速现代化、强政府干预的国家治理模式。李文就成长于新加坡这一国族身份混杂、政治动荡的特定历史时期。而关于身份的刻板印象、误读与自我观看，恰恰是这位常被称作亚洲行为和表演艺术先驱的新加坡艺术家创作的核心。2019年3月，李文逝世不久，亚洲艺术文献库公开呈现了他1978至2014年间的速写本、笔记和演出记录，通过绘画、诗歌与行为表演不同艺术创作方式的相互交叠，回顾和梳理了李文对东方主义单一凝视和后殖民地个体身份的思索，以及他如何处理自我、社会、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李文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黄人之旅》（1992-2001）源自于他在英国学习期间常被误认为是中国人的经历。面对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以及种族单一化倾向下的个体诉求，李文刻意使用超越种族的“普世”象征符号：代表“能量、高贵与灵性”的太阳与黄金的颜色。他将身体视为雕塑，全身涂满黄色，带着两条红色铁链做即兴表演。从这一行为表演中大面积色块、线条的运用和视觉构成，我们可以追溯到李文关于绘画语言的艺术本体论思考，正如展览中展出的一组1978至1989年间的速写本所示：不同色块和材质的拼贴、人体速写、诗歌，以及与画面相呼应的笔记，是他对自己早期所接受的学院教育的反思。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李文1989年会选择加入The Artists Village (TAV)，并随后前往伦敦求学，逐渐转向表演艺术实践。

展览中另一组创作于1988至2002年的速写本则指向李文处理身份政治命题的另一条线索：如何从肖像与风景的角度表现人体。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后殖民地环境，使其艺术发展继承了欧洲绘画（尤其是后表现主义）和东方水墨绘画的传统；[1] 同时，艺术家又在严格的管制政策和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下迫切寻求着自由表达和自我身份定义。[2] 而在李文的速写、绘画和行为表演中，人体被有意地抽象为带有具体指涉的视觉符号，与自然风景、都市景观构成了同一的主体关系，例如，融合多种颜色、仿佛京剧脸谱一般的人物面部，注视着绿叶丛中的两株红花（《遗忘之地》,1987）； 一张印度教女神拉克什米的明信片被重新绘制：不仅人物的头饰、身体姿态更趋向于佛教神像，同时新增加的莲花底座使人物完全融入了背景中起伏的山峦（《速写本》,1992）。这些画面中的自然风景象征并关联了李文所指的“外部世界”。如何将自身融入世界，是他行为表演的重要课题。他的行为表演多发生于城市空间，通过身体、色彩与运动，让如同“异形”一般的形象在现代都市的麻木状态下调动出人类的内心恐慌与焦虑。

如果说这些速写和笔记反映了李文是如何根据外部经验进行沉思和自我观看的话，那么其风格鲜明的行为表演方式则展示了他如何通过身体动作将共同缄默、个体精神生活、秘而不宣的私人领域放置到公共舞台上。这不禁让我想起铺陈于亚洲艺术文献库玻璃窗上的素描与水粉画。这些贯穿于艺术家创作生涯的、文字所无法尽述的绘画、体态、形状和窗外密集的商业大厦与钢铁丛林，到底哪个才是背景，我们已经无法区分。

注释

[1] Kwok Kian Chow, Channels & Confluence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Museum, 1996; and Jeffrey Say and Seng Yu Jin (ed.), Histories, Practices, Interventions: A Reader in Singapore Contemporary Ar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Singapore, 2016.

[2] Võ Hồng Chu’o’ng-Đài, Line Form Colour Action, Afterall: A Journal of Art, Context and Enquiry, no. 46 (Autumn/Winter 2018): 14-25.

文／ 陈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