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造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一个人的社会”共展出了十组田野调查与社会实践项目。两两成组的艺术家与他们选择的合作者在这些项目中强调了对微观、具体的个人的关注，并试图寻找一种以相互看见为基础的、共同工作的方式。

这一取向似乎是在回应当代艺术的一种现状：虽然十分关注社会问题，艺术工作却常常止步于宏观或抽象层面，给人一种“不贴地”、“不到肉”的感觉。实际上，任何社会问题最终都会作用在具体的人身上，同时反过来说，对个人的考察也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问题的具体现实。与此同时，不同于文学作品中所谓的“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反映社会及历史的进程”，“一个人的社会”所引入的精神分析视角，为艺术工作提供了一种方法，在“个体特殊的主体逻辑与社会现场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策展人满宇语）之中，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也即展览所说的“无名”状态，或者说是个人与社会之间那些被遮蔽的、难以言说的“扭结”。为了实现这种打开，艺术家就必须要在合作者所处的具体上下文中来理解对方，同时也必须要去面对艺术家自己的上下文，而不应该置身事外。

在唐浩多、余秋呈和东启等人的实践中，我能看到一种艺术家“置身事内”的切身状态——他们的实践不仅仅是出于兴趣或者好奇心，更是源自个人的经验甚至是痛苦的遭遇。比如，艺术家唐浩多本人是父亲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是其母亲及弟妹遭受暴力的见证人。这种经历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和创伤，而通过对父亲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他开始能够看到并梳理纠缠在这一遭遇周围的各种关系，并对自我进行剖析和重建。同时，这个过程显然也影响了他对暴力的体认，让他更加能够在一个具体而非意识形态的层面去辨识和回应暴力，这在艺术家与“聊社”孩子们的沟通之中也得到了验证。在另一个项目中，艺术家东启通过扮演自己已经故去的母亲，不仅获得了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某种连接，也串连起家族中其他许多曾被遮蔽但却一直“隐隐作痛”的症结，甚至还拓展到与此相关的医生群体所遭遇的困难。这种投注了自身的状态，才能让他们超越一个外来观察者的角色，更有机会与动力通过具体个人的现场真正地进入上文提及的那种复杂的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种进入具体与复杂现实的艰苦过程，是“一个人的社会”应该关注的重点：它不仅是了解社会秩序在个人身上运行的内在逻辑的必经之路，也试图帮助艺术家建立自身与合作者之间真实的联系与一种言说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展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为了演员而做的剧场表演，它的成效首先体现在被卷入项目的每个个体身上。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同时面向观众的展览，“一个人的社会”中的许多项目在现场展示方面没有太好地呈现出这种深入具体现实、尝试理解他人所经历的拉扯与周旋，而多是在对实践后的成果进行作品式的表达；这种表达隐藏了艺术家的纠结，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减弱了作品对外连接的潜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展览期间推送的微信系列长文则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到对具体个人的考察，从对“无名状态”的梳理到真实连接的建立，笔者隐约能感受到一条步步推进的实践路径。在这条工作的线索上，我们没有太多的参照，也很难在现有的机制内找到合适的位置与回应，可这也许正是这些工作的意义及其激进性所在。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条道路，艺术工作就不仅“不要理解得太快”（策展人寄语），也要勇于承认并展现自己的“不理解”以及在尝试理解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难以消化的尴尬和纠结，因为它们也许正是我们所缺失的另一种上下文。

文／ 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