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未来的视角，2020年很可能意味着一系列漫长“紧急”的开端。在无数紧急一起涌现的当口，我们甚至得去判别何为其中最为紧急的势态，在为之制定捉襟见肘的对策时，不得不主动忽视与之相伴而生的其他危机。在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中，采取隔离与社交距离的主张成为了明确的共识，电影院、餐厅、旅游景点、大学相继关闭了，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美术馆、画廊、博览会等当代艺术的基础设施。哲学家阿甘本备受批评的论述触及了这一点，即新冠导致“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自由进而被牺牲，人类将长期处于恐惧与不安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终将到来的“重启”是否可以化解这种忧虑，抑或在闭锁结束后，其能否为人与人的连接带来某种新的模式？

UCCA的最新展览“紧急中的沉思”希冀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迎接可能的重启。当代艺术机构在这次危机中负载了诸多文化反思的使命，而在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国，这种反思又势必需要与官方及民粹化的立场有所区别。整个展览令人联想起托马斯·赫赛豪恩（Thomas Hirschhorn）的“紧急图书馆”（2003）：在美术馆的正常档期被彻底搁置的前提下，馆内几位年轻策展人通过短时间的集体工作，试图以一种总体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案回应这次疫情提出的挑战。展览被划分为五个章节，涉及从生命政治到技术控制等多方面议题。必须承认，在刚刚进入展厅时，观看并不是顺畅的：在张慧的具象绘画，夏娜·莫尔顿（Shana Moulton）的神秘数字仪式，以及致颖讽刺资本主义意味浓重的表演之间，策展的逻辑是如何滑动的？然而随着观看的深入，你便会发觉作品选择的强烈跳跃性既是形式亦是目的，近在咫尺的紧急被强制性的弥散在语焉不详的气氛中，令观者被迫去体认或回溯自身无法释然的焦虑的源头，或者说，“紧急中的沉思”的立意恰在于为迫在眉睫的危机设置一个还原性的场景，将其置于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的背景中以探究背后具体的真相。在章节“超越动物性”中，童义欣的新作《庐山动物园的诗歌》（2015-2020）捕获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人类迁徙回动物退出后的世界并成为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使得废弃的动物园化作了一个隐喻的空间。这是否在映射病毒的动物性起源？还是在强调人类的作茧自缚？艺术家在此无意奉上任何便捷与快速的结论，而是倾向于复杂化提问的方式。作为一个娴熟的媒体编辑者，童义欣这次却拒绝了屏幕美学的过度使用，选择回到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与诗学传统中，透过漫长、反复的观察，发现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中的“缺口”，而诗意正经由此生发而出：人与非人在“互害”的相处模式之外其实存在着彼此共生与转化的契机。

严格意义上，这是一场“非紧急”的紧急展览，不过它指向的并非某种逃避或折中的策略。事实上，“紧急中的沉思”一方面为观者揭示出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内核——长久以来，当代艺术已经形成了以各种或大或小的紧急状态作为思考动力的机制，进而每一件作品似乎都在描述其各自面临的独特困境——另一方面又着力于沉思的维度。沉思首先便是反功利性与反即时生效的，其力求一种超越当下困境的认识论重构。无论是赵仁辉描述的生态灾难，法证建筑触及的难民危机，还是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勾勒的末世寓言，沉思正沿着不可调和的多重矛盾展开。重启的美术馆不应是合理化当下的宣传阵地，抑或宣扬悲观主义论调的舞台，而是容纳这种难以纾解的矛盾的政治空间。哈尔·福斯特在其最新著作中对于陈佩之（Paul Chan）创作的评价或可以挪用至此：艺术家选择创造“不可调和”是为了“令艺术形式开放且充满动能，而‘做’与‘不做’之间的客体也许能够激发主体的相关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场跨越众多尺度的展览也许亦构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事件，在重启带来了行动自由而非思想自由的北京，提示着观者主动思索对于当下局面的不同结论。

文／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