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秀珍在香港的首次大型个展以“补天”为题，延续了艺术家多年来对于纺织材料的迷恋与娴熟运用，创造出一幅私人物件与公共空间交织的图景。

尹秀珍在展览对谈中谈到，由于母亲在国棉厂工作的关系，她自小便与纺织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纺织厂的环境也感到相当亲切熟悉。此次展览的空间布局经过精心设计，第一次把当代艺术展与香港纺织工业历史的常设展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新作《车间》（2020）中，尹秀珍首先“干预”常设展的内容，在墙壁上悬挂多幅通常用来表彰先进单位的无字红色锦旗，创造出一个类似内地纺织单位的场景；其后在紧临的展厅中用16台旧式缝纫机和满地衣物再造了一个真实的纺织厂车间。部分缝纫机和衣物专程北京运来，包括一台尹秀珍和母亲曾经共用过的带有艺术家小时候涂鸦印记的缝纫机，其余则在香港本地收集。

以衣物展现个人和社会经历为尹秀珍擅长的创作手法。接下来的两个展厅分别呈现了尹秀珍的经典作品《我的衣服》（1995）和《可携带城市》（2001-）。《我的衣服》可以看作32张为衣服所做的肖像，也是艺术家个人史的浓缩——从小时候家人送的衣服，到大学时穿的裤子，结婚时买的裙子，每一件物品都对应着一段艺术家的生命历程，亦能令人回想起过去三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可携带城市》自1990年中后期起构思创作，目前已完成27座城市。艺术家每到一处，就用当地收集来的旧衣，在一个行李箱上拼贴缝制出代表这座城市的建筑雕塑。这个本意是表现全球化美好图景的作品，在世界剧变的今天有了别样的涵义。这个作品与展厅之外的临时装置《补天‧中转站》（2016－2020）遥相呼应——一个自带安检口、安检人员、行李手推车和航班信息牌的“打卡”胜地，而周围林立的商铺也赋予了这个装置一种机场客运大楼的仿真感。

在数件其他作品中，尹秀珍的女儿是一个重要角色，从直接拍摄女儿的摄影作品《团扇》（2019），到表现女儿成长历程的多屏影像装置《逆》（2013－2020），再到女儿、丈夫、父母一起出镜的录像作品《补天》（2020）。其中，《补天》重访故地，回溯了艺术家的母亲做为北京纺织工人的过去，串连起一家三代人，表现了“父母是家庭的补天人”这一展览主题。这也反映了尹秀珍毫不介意仅以一位家庭成员的身份进行创作，将私人生活融入作品之中，即使是在本次展览的开幕式和艺术家对谈中，也有其同为知名艺术家的丈夫的参与。

事实上，尹秀珍多年来的艺术实践，在国内外得到了一种评价，即她所关注的题材，使用的媒介，私人与公共领域的结合，均散发着一种柔软诗意的女性特质。此次展览也不例外。虽然有引来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批判的风险，但尹秀珍在作品所显露的这种关怀是极其自然与真实的。家庭无疑是艺术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中充分展现家庭生活本身并不构成问题，问题是，何时当我们评论艺术家时，不再把展现家庭生活当作是“女性特质”，而是不同性别都同样珍视的宝贵生命体验？

文／ 刘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