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胡小芳和乔小幻”围绕两个身份——从四川泸州某小镇收购针织帽的商人“胡小芳”与留学归来后从事雕塑创作的商业艺术家“乔小幻”——展开叙事。这两个虚构身份皆由艺术家胡尹萍创造，亦成为她不停罗织“骗局”（事件）的代理分身，并在创作语境之外形成隐形的利益反哺链（由乔小幻的艺术创作营收注资胡小芳的收购计划）。

自2015年起，“小芳”计划这个生长型项目就不断地包裹进不同面向的线索，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明暗线，即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在展览中不断交错。创作这条明线详细陈述着艺术家如何在自我与小芳的身份间游走以不断制定创作命题和规则从而激励小镇阿姨们的创作。为了打消阿姨们的疑虑，胡尹萍甚至在推进“雪白的鸽子”系列时将织成的毛线比基尼与世界超模的走秀照图像合成，制作成滚动播放的T台秀幻灯片供阿姨们欣赏各自的创作成果。另一条与生产方式关联的暗线则是以展览空间布局映射历史背景中的社会生产方式——从入口处形似供销社的“会所”到中庭里张贴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的“纺织车间”，再到里侧“库房”中纺织产品的琳琅陈列。明暗线的交织亦显现出生产方式及雇佣制度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缫丝厂劳动的女工开始进入到一种相对弹性的劳务关系之中。此处的“弹性”不仅体现于灵活的时间、地点和组织形式，更意味着一种非物质性生产的转向。随着“小芳”计划从地方小镇走向城市展厅和海外游行现场，这项虚构的生产项目正以可见的速度搭建出一个展现阿姨（生产者）才能、技艺与交往的表演空间，这接近于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笔下对后福特制劳动组织的表述，即一种“非及物的表演艺术”。

这场历时七年的“表演”过程被片段式地记录在展厅上下两层分布的影像中，对整个项目形成了阐释性的补充，并尝试为展览作品流露的矛盾感加以注解，比如从未离开过小镇的阿姨如何在艺术家的引导下想象比基尼的样式和联合国的形象。这也让观看者意识到眼前所见的并非是一场全然即兴的表演，不同主体的交流、协作与干预充溢于空间中结成新的创作集体。作为赞助人的乔小幻亦是一个蕴含矛盾的人物——一面进行着完全迎合于大众市场的雕塑创作，一面悄无声息地资助着这个无利润回报的小镇集体创作。展厅的二楼空间完整展现了乔小幻不同时期的雕塑作品，这些艺术形态难以界定的雕塑被临时地摆放在木箱和木架上，维持着一种亟待售出的状态。对比之下，一楼展出的“小芳”计划反而更像是常规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二者所呈现的样态差异透露出胡尹萍对当下的艺术商品化现象的揶揄式讽刺。

时至今日，远在四川泸州小镇的阿姨们因“小芳”计划获得了自主创作的机会与合理的劳动报酬，但她们始终未曾知晓自己完成的织物作品将流向何处，用于何地。这也提示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即社会现实题材下的创作对象（底层劳动者、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等）在大众视野中的频频“出场”是否正构成一种异化的缺席状态，即以无意识的方式贡献着自身所属的群体性价值以供他者在观看（关照）中投射自我。当然，这远不止是创作者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植根于现实社会已久的结构性困局。这时，我回想起胡尹萍的母亲尹三姐对着摄影机的喃喃自语：“我就要织随心所欲的帽子。”这或许可成为上述困境的某种解方：缺席的劳动者被重新赋予的自我观看和自我指认的权利。

文／ 王姝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