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颖（Musquiqui Chihying）在伦敦Tabula Rasa画廊的个展名为“过于喧嚣之尘”（Too Loud a Dust），这显然不只是一个隐喻：紧凑的展厅里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被彩色灯光照亮的透明盒子，盒子里弥漫着灰尘，从盒子一侧接入的管道连接着一台空气压缩机，每隔一段时间，空压机开始运转，灰尘伴随着如吸尘器一般的巨大声响飞舞起来。这件名为《尘埃》的作品展示了艺术家从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收集的灰尘，在展示盒的一旁，作品的另一部分呈现了这些灰尘在显微镜视角下的样貌，皮屑、毛发、纤维等组成灰尘的固体物质在高倍率放大后显得颇有生机。这看似戏谑的布置向观众抛出的问题却十分严肃：如果灰尘（而非藏品或档案）才是历史留下的全部遗产，如果你也能听到历史的尘埃发出的呼喊（却无法看清它的全貌），你会做什么？

与《尘埃》构成互文关系的是展览中的另外两件作品，它们分别指向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历史上与东亚有关的两个事件。分布于展厅墙面的《明信片》由12幅小型素描画组成，每一幅对应着传教士吉佛瑞（W. Hamilton Jefferys）和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于1910年合著的《中国的疾病：包括福尔摩沙与韩国》（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一书中展示华人病态的插图；地面上由土壤和金属制成的《地图》复刻了1910 年在伦敦白城（White City）举行的日英博览会上用于引导观众的一张地图，地图描绘的“福尔摩沙村”是博览会专门展示台湾原住民“真人”生活的“土著村”。两件作品指涉的历史物件均凸显了展示的政治以及内在于展示的暴力，而展示的动作正是这场展览探讨东亚地区殖民历史的重要线索。

致颖对上述历史物件的再现和再创造似乎是在寻找面对、进入、讲述历史中的暴力的方式。《明信片》系列中的单色铅笔画将原书插图中的具体形象转变为黑影一般的轮廓，《地图》使用的土壤是艺术家近期从伦敦白城日本花园收集的。通过重访、重构“历史的尘埃”，致颖搭建了一条审视殖民主义历史的迂回通道。迂回是必要的，因为直接的抵达无法保证所谓的反思与批判，且展览机制本身对于展示的迷恋使得通过艺术创作反思展示的尝试变得更为棘手。迂回还体现出一种谨慎的姿态，艺术家似乎在提醒我们：无论是展示的暴力还是与殖民主义相辅相成的种族主义在今天都仍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着，作为在西方工作的亚裔艺术家，展开有关殖民主义的批判性创作的前提及环境本身都是值得警惕的。

诚然，对自身殖民主义历史及遗产的反思与批判近几年来在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与艺术界逐渐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方兴未艾。但取得“正统”地位并不意味着“去殖民化”就成功了；相反，看似繁荣的“去殖民化”浪潮恰恰遮蔽了对殖民主义历史中异质成分的进一步讨论，以至于东亚语境的特殊性在这场浪潮中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基于此种特殊性的叙述又难以被“整洁地”归纳到当前在西方内部愈发制度化的“去殖民”框架中。如果说“历史的尘埃”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那么 “过于喧嚣之尘”便是对这种困境的一次回应。

文／ 刘伟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