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源的展览“最小限度的”让人想起一些出自本格派行为录像艺术家的经典手法：给一段规则，接着拍摄记录，创造出独属于录像艺术的荧幕事件。走进展厅迎面而来的作品《最小限度的（一段路）》（2023-至今）使用九台家庭投影仪放映九帧录像，每段的时长都是一盘MiniDV磁带本身的长度，约63分钟。郑源分别跟随九位朋友，让他们背对摄影机，带领摄像的艺术家本人在城市中随意择路行走，直至磁带耗尽。一些懂得游戏的朋友，有人领着郑源到高架车道上，或者兰州市郊的旷野。一人甚至在途径北京天桥时，带着郑源和他的镜头走到桥上遍布的绿衣保安前，待上一会儿，以此默默陈述前年曾有过的抗议事件。

一旁由弧形帘子稍作隔断的录像装置作品 《一条小性命（两个人）》（2024）用8毫米胶片转数字的家庭影像，布置了一个视听装置的对话关系。艺术家先是找到家中的一本90年代购买的相册，翻页打开就能听到《亚洲雄风》这首歌的电子音乐旋律。如今电子元件已陈旧，只有开头几个音依稀可辨。在另一台有意与之对话的设备中，播放着颜峻在一场声音活动中表演的片段，一段人声的嘶吼。最终，声带喉音的震动逐渐趋近于电子物件陈旧的衰减声。

在这对影像的另一面，隔着半透明的帘幕，《红宝石》（2024）利用农历年期间郊区河岸边鞭炮烟火的火光，间接照亮了郑源一位家中长辈的回忆录。艺术家的手指偶尔划过几个段落，并定时的翻页，表明了他个人对这些家庭记忆的阅读和认同。不过，字迹始终保持在失焦的状态，有意令观众失落。除夕的欢庆有面对未来的意涵，然而，火光在闪耀过去记忆的同时，也有节奏地打亮了整个展厅，仿佛展厅本身就在接受未来的洗礼。

与上面几件作品规则若合符节的，是展厅靠里的一件三频投影《最小限度的（凭记忆）》（2024）：艺术家邀请朋友在一处老公寓中拿起一些旧物，如老的媒体设备、乐器，试着透过这些角色凭直觉对各种不同物件把玩的过程，唤起异样的媒体影像质感。同时，作为艺术家回到青年时期住家的一次制作，这件作品也是关于让身体去重新熟悉过去曾经熟悉的身体记忆。

展览尾声，《和平里通关》（2023）这件关于疫情的蒸汽波史诗，在半小时的叙事中，刻意以风格化的虚拟人物对话、老式电脑键盘的打字声，描绘我们置身于一款游戏中的场景。该款名为“和平里”的游戏讨论着城市空间中的平滑时间感，画面上却又不断跳出游戏存档读取的界面，以及偶尔闪现的日常影像，例如艺术家在自己房间中，只有监控、录像设备的指示灯光源打亮昏暗室内，间或穿插了一些疫情期间显得非常遥远的记忆，例如艺术家过去在纽约帝国大厦上拍摄的片段，人们拍照时真诚的欢呼声；但在当下观看时，却让我想起小区居民受困自家大楼时的长空啸叫。

最近一次和朋友在比较着三月香港百家争鸣的艺术展览时，她淡淡地提及艺术家Sissi Kaplan的录像个展“同一轮月下”（Under One Moon），说道，在这么喧嚣的场合，还有一场展览，以行为录像提醒着疫情隔离的切身经验，是一次堪称人间清醒的实践。再后来，我细想， “最小限度的”或许也是一次这类后疫情的清醒现实主义。郑源试着把隔离期间的生活方式转化成创作机制，让限制变成类似于“极简主义”这样的美学语言，从而获得一个未来性的面向。不过，或许如今的观众并不欣赏伤痕文学的笔法。因为，我印象中几乎没有听到有人给郑源什么“清醒哥”这样的评价。我最后再想了想，与香港的“同一轮月下”真正的原则性差别其实就取决于：“最小限度的”似乎还在等待着属于它的一位清醒的观众。

文／ 陈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