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中心推出的高世强、董文胜双个展在同一场地内空间布置相互咬合，分割自然。伊比利亚影像档案馆也用以播出高世强屋顶拍摄的戏剧作品《革命》。除此之外，高世强展出的《晕氧》、《十八相送》、《大桥》等作品都是影像、摄影、装置一起上阵。一个布展细节可以看到，策展方想通过墙上的手绘地图和摄影作品，强调了不同空间人相互想象的差异性和可塑性，这也是艺术家作品的一个切入点；另一个切入点是时间的转化，以一个传说或一段历史记忆为背景，用图像、影像呈现相关课题，搭框架提问题；第三个切入点是人和物、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转化，在掀开盖子的巨大黑色铁箱内，有烧制的土器皿，有不停转动的齿轮和扇叶，有喇叭里传来的鼓动呐喊，而平面和影像作品里，那些来自高原的肖像照、生活场景、杜撰的情节，所有的物更具有戏剧般的生死宿命：生与死、灵与肉，各种权力关系，人们与之因缘际会……

在高世强创造的图像语言里，观众能据此展开联想。有人称他为学者型艺术家，下一步讨论的关键就变成了人们怎么去看这样的称谓，如果我们承认他内心研究的这套系统是有效的，是否强大呢？高世强对研究有个人化的迷恋，那么，私人语言和公共话语之间的尺度，他是如何人把握的？艺术家老金锋评论道：“难度在于在这个结构中能否获得属于自己的思想超越，并以这样的超越来给予作品内容以其他的解读可能。”高世强和上海、杭州部分影像艺术家的作品一直以来被人诟病的就是解读的单一性，陷入个人迷恋难以自拔——文人意象、现实对历史意象的再塑造等等这些杨福东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他们作品的进一步拓展的力度——这种迷恋针对传统，却陷于传统。问题在董文胜作品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作品中所应用到的园林山石、刺青、骷髅、青苔等元素力图营造神秘感、超现实等等效果，但符号的过度使用让作品力度逐层递减。过分浓墨重彩的渲染，则成无病呻吟，全然忽视了观众阅读的直观体会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他们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有意思的东西，但需要了解的是，不管是观众还是艺术家自身，对作品的判断始终很难逃出时代与我们所处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大的判断趋势。

文／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