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在台北的回顾展可谓姗姗来迟。艺术家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的作品，均在展览中亮相。简短的美术馆导览将陈的创作置入了台湾38年来的历史轨道里，在这段时期里，台湾实施过戒严法，经历了冷战，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这场展览省略了陈最早的那些从1983年到1986年之间对公众行动的记录作品，当时政治异见、公共讨论和集会仍被国民政府压制。在展出的作品中，反抗是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的：持续地探讨文化缺失和1987年戒严法解除后渐于隐形的社会控制力之间的隐蔽性关系。

展览中年份最久的作品当属摄影《魂魄暴乱———1900-1999》，陈将自己的肖像放进了一场大屠杀的历史画面中，两个“他”对着下方的屠杀场龇牙咧嘴，表情诡异。对于现实和过去的切割，以更为精确和微妙的方式，出现在了陈后期的作品里。他的第一个录像装置《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2002），运用了中国古代刑罚的画面（凌迟，千刀万剐），在西方广泛传播，这件作品将照片作为文化记忆重新进行构想。在三个相邻的屏幕上，被处以极刑的人，带着鸦片麻醉的迷离笑容注视着镜头，这种反向的凝视，出现在陈后来的影像作品里，里面的人物，带着同样的眼神，成为了历史的证人。

艺术家成长中，身边的那些平民百姓，成为了人民群众和历史记忆的代表，而他们都是被主流历史叙事剔除在外的。《加工厂》，《八德》，《路径图》，这些作品反思的都是全球化经济对本土工人所产生的影响。他并没有将工人刻画成一具具负载着廉价劳动的麻木躯体，而是给予了人性化的对待。在陈所有的电影中，沉默和无动于衷（这些都是被动的特征），以社会压抑的内在化和随之而来的对记忆的抹杀，变成对无情的资本主义的无声反抗。他将自己的形象和历史的素材混合在一起，指向了官方历史的盲点。最新作品《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探讨的是CIA和国民党建立起来的组织，主要是训练本地的反共救国军(NSA)。美国和台湾官员握手的资料图像和虚构的台北的CIA前办公室废弃的画面，以及前NSA成员陈的父亲的照片，一并被放置在了一起。

影像的诗意令他超出了主流表述的描述性语言之外。废弃的建筑和物品，见证了台北历史那一大段未被记录下来的篇章，而那些直接的见证者们，却保持着集体的沉默。陈的影像中，对想象性的空间所流露出挽歌般的忧伤，这种忧伤被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一点点削弱。这一次，陈也和他作品中的关注点一致，运用展览发声，表达出对台北美术馆的不满，他批评这里对商业化展览的偏好，如今已经演变成“国际文化加盟店”，而对酝酿本土化的知识和研究、以及国际级的本土展览却无动于衷。

文／ Milena Hoegs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