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戏剧改革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自创了“叙事剧”，他认为，叙事剧能够起到帮助消除传统幻觉的特殊作用。马克思向人们揭示了政治现实时常是由浮夸的戏剧手段制造出来的，若是戏剧手段可以用来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利，那么叙事剧就能够揭示这种幻觉机器的运作过程。在那里，演员的动作、手势和台词“若有其事”，当演员带有一定的保留态度或保持一定距离说话时，甚至停下来向观众解释他正做的事时，演员与其饰演的人物就分离了。然而演员又继续进行他的表演，人们又习惯性地意图沉湎时，不带遮蔽的光源、裸露的舞台装置及众目睽睽之下的换景，又如向观众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此时，这个表演者不断进入、却又不断中断的表演，这个令观看者反复沉湎、却又反复被泼冷水的过程，实际上即为排演（rehersal）。排演实际上揭示了幻觉机器的运作过程，因而说到底是去幻觉性的。

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被各种幻觉所迷住，无论是现代性的允诺，还是历史的连续性及政治的暗示，这一切都有着一种不可置信的打动人心的感染力。然而，这些带有强烈情节统一性的事件的序列的结构性话语，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的不可实现性，只能以一种连续不断的延期的状态存在着的。这暗示了一个历史观念：总有一个试图达到的时间，且那总是消散的。我们的社会状态将其自身置于一个线性的形势与位置中，我们被现代性的允诺所激励，认为始终具备资源与潜力去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需简单地扔掉妨碍前进或束缚自身的桎梏即可。因而这个核心的话语被我们所接受，正如同我们已然接受的许多话语一般。这意味着对于社会系统如何建立的毋需质疑，我们谈论发达与不发达，如同它们是定义经济结构的两个因素一般。

正如第八届上海双年展艺术家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所说，“现代性的虚构任务依赖于阶级制度的构建，而其构建又基于时间、源出和地点。它假定一种姿态；并对所有不能被现代性二元所指认的东西报以怀疑。所以人们被要求做出选择：新的或旧的；信任或怀疑；结果或原因；西方或东方；自己或他人。”现今的状况是，我们接受了这些条款甚至不去问它们为何被建立或制造。是什么建立了制度以及时间？

无论把历史认定为“推理法则的合规律性”、“进化的合规律性”，还是“意义关系体”，都是一种“对进步的固执信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同质化、均一化的历史“有机整体”对人的深深束缚，每一个体只会沦为“历史锁链”中无关紧要的一环。因而，“从秩序中把东西抢出来”就成为Raqs Media Collective的重要宣言，感知并迂回于这个世界之外，人们重新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感知方式，在既定秩序中展开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我旅程。

双年展艺术家Inga Svala 在她的装置作品《BORG头脑花园——眠之高地》（BORG BRAIN GARDEN - The Sleeping Heights）中表述了一种创造性的沉睡，“到底睡眠是否是一种不产出、没有生产力的行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睡眠、停下来、重新审视之前的世界。人们在夜间重新塑造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与白天的表征完全不同的人。这种不断的迂回与审视是人们“活过去”的一种方式。展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什么被留下了，什么被遗忘了。

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尼采早已提出一种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就是“瞬间”或“当下（Augenblick）”。这种时间性不是超时间的彼岸的永恒，也不是一条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时间箭头。相反，这种时间性具有某种新奇的特征，它既是流逝的和生成的，也是当下的瞬间就可以达到永恒的。

“排演”深深卷入了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们（或是艺术家）从事的工作，当作品等同于一个可量化的时间与社会关系时，目睹着与经历着知识生产的过程绝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结果，而是导向一个问题——正在发生什么及什么介入了其中，或干涉了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品的状态，它的延长的部分、中断的部分、完成的部分，它所创造的即为时间，最终它所创造的是当下的概念。在这里，“排演”充当了某种“澄明（clarifying）”的角色，作为当下是如何被经历的一种界说。在某种程度上，“排演”所做的是试图让操作变得可见。从而，在不断的试验、讨论和修正这样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中，达到超越常态的真正的政治。

文／ 闵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