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主策展人泰伦斯·瑞莱（Terence Riley）的构想，城市创造被理解为一个发生循环（而不是一个阐释学循环）——如卢浮宫创造巴黎，巴黎创造卢浮宫。褐砂石创造了曼哈顿，日本的町屋创造了京都，反之亦然。泰伦斯·瑞莱受到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启示，构想出城市与建筑之间的正向反馈。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作为文化生态学理论中的风靡之作，以不同于社会进化论的方式阐释了欧亚大陆文明的扩张史。这一视角指出：是社会与环境之间的正反馈循环——而不是道德、智力或其它单一的神秘因素——强有力的扩大了文明间的差异。泰伦斯认为，在正反馈基础上建筑与城市间的发生循环才成为可能。

现代性以及自然环境的突变，制造了蚁族、难民、城市赤贫阶层、浪荡子以及边缘化的各种身份阶层，但并未产生与资源稀缺相协调的空间及文化，这些边缘化个体成为了淤积在都市中的困扰。

作为一个复杂的隐喻装置，《给我避难所！智利》对紧急状态中的空间及文化心理进行重构，项目关注濒危的智利文化遗产以及在文化上根植于智利的城市和景观。《再生，巴林王国》将残留在巴林海岸线的三间渔屋原地拆解，并将它们搬到展览现场。这些破碎的单元组织了下午五点茶叙和西洋双陆棋游戏聚会，作为召回休闲海岸空间的乐趣的小尝试。

《再生砖计划》起源于对地震废料的自救性应用——用破碎的废墟材料作为骨料，搀和秸秆纤维、水泥，用于灾区重建，这一计划隐喻了废弃材料在物质与情感方面的双重“再生”。由荷兰与中国建筑师为蚁族而设计的超小住宅，由压制再生的混合废料构成，成本低廉但空间应用简洁、合理，彰显出明日建筑的特色。

此次双年展最大的政治呼声无疑来自街道，无论是城市街道本身或是私人住宅方案，都逐渐的向人流攒动的大街呈现开放姿态。汽车天堂的理想伴随着高能耗以及机械化的非人性特征部分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回到大街的愿望。正如柯布西耶所说：“那时马路属于我们。我们在马路上唱歌、争论，马车在我们身旁轻轻的驰过。”

对保障房以及未来住宅、公共空间的设计都产生了上述渴望，即回到大街的开放式关系中，对都市的障碍物、隔断所造成的邻里关系丧失做出回应。《社会剧场》将原本的墙体隔离进行拆除，在新的建筑理想中保持了私密空间对外部的开放性，设计者称之为“公共起居室”。这一设计强调了邻里关系互动的可能性，通过对大街的共同关注产生社会共振，剧场包厢能够有效的避免孤独体验。

《彩绘都市》项目力图使社会遗忘的街区重新获得公众的关注，通过城市彩绘，它不断的将大街上游荡的孤独者卷入到艺术行动中。彩绘都市的目的不是为了伪装，而是通过重新思考、重新设计以及重新标识来寻求持续的影响力。

《街道项目》选出了十二位建筑师，“街道”的装置和外立面都委托他们进行设计，而这些装置和外立面不约而同的表现出对开放式新建筑的诉求，从空间、光线、心理体验以及人群关系上重新创造了街道，它意味着一整套都市人群的流通、行走与感知方式。J. Mayer H立方表面将完整的立方体表面切割为洞孔与残渣；多个迷幻街道通过视觉扭曲时空与重力感，使人获得眩晕、惊奇与沉醉，它们共同制造了对明日大街的提示。

“加纳智库”是致力于为“第一世界”的问题研发解决方案的“第三世界”智库网络，相比街道项目与彩绘都市而言它更注重感知的革命。加纳智库不改变街区的形态，但提供方案，使人类对街区的感知与关系产生改变。这些机智的方案包括：通过学习跑酷改变对街区“地形单调”的认识，通过使植物成为家庭收藏品来减轻农药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在两个邻里边界创造一个游戏使他们获得交流的机会。

正如双年展所证实的那样，贫民窟的自然建造过程中，缺乏的不是金钱，而是协调性。第一世界也是如此，协调性对充满疏离与政治争议的都市异常珍贵。都市人已经日益成为文化的租客，现实驱迫着他们去追赶运动中的世界，重新夺回被机械主义吞噬的关系空间。线性的“进步”不再适用于明日的街区、建筑与城市，当代建筑将自身定位于建造一个多元的关系宇宙。在某种意义上，协调性意味着明智的扬弃，包括对领域专属权的扬弃、发展机动性以及停止对机械效率的追求。协调性还意味着保留冲突并给予开放的讨论，当代建筑正日益把城市创造纳入政治项目，致力于探索并解决由都市人群的持续相遇所导致的冲突。

文／ 周静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