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对于权力及其结构的判断起始于对“边界”概念的寻问。在此，其既涵盖了展览中频繁指涉的军事国界与军种差别等显性因素，又开启了在隐喻层面对于权力抽象化批判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边界不再是线性的分化与区隔，而是一种诗性的自由扩张与收缩，弥散与凝结——如烟灰缸这个有趣的意象，其作为日常物品的意义边界在暗箱政治的语境中获得崭新的戏剧性与力度，被延拓至形式感的极限；而其被捕捉与被展示的缘由，则在于被定义为“想象之物”的恰如其分的诗学需求。烟灰缸的不同状态，堆叠，孤悬，破碎，为观者塑造并敞开了一个虚拟的权力空间，然而内部复杂的实体形象与关系已被剥离，只保留下权力经过的“痕迹”：燃烧殆尽的烟蒂，嵌入墙面的碎片，以及与步枪相伴的紧张，这些虚构的局面似乎在诉说着与权力为伍的难以预知的危险结局，谈吐却又不失冷静与幽默的语气。

然而整个批判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被推向了“纪念碑”的层面，边界于此被整饬为高度紧凑的线条与体态。纪念碑是权力自我组织的庆典，可感政治的图腾，以及历史与胜利带来的荣誉的物化。然而李勇的抽象策略却试图消解纪念碑的价值：当方尖碑被悬停，勋章被放大，资历章被框定时，我们得到的恰是一个权力机制失效或政治阴谋暴露的刹那。边界突然暴露在我们面前，被权力归置的各种希望、虚荣与合理性展现出悲剧性的一面，在凝重、冰冷的气氛中无可奈何的坦诚自己虚无的本质：难道一切不都只是一些线条、颜色、形状以及位置？难道一切不都是权力临时搭建的景观？而所谓的“允诺”，难道不只是一种被合法化的欺瞒？抑或反观，“允诺”难道不是一种强制的法则吗？那些得体且充满诱惑力的体制在这个隐喻性与变形的异质展示中被戳穿，然而整个展览给予我们的提示却是悲观的：主体所期待的“幸福生命”（希腊语eu zen）无非是“裸命”被政治裹挟与驱使的一种幻觉，而这个幻觉似乎是艺术家愿意触碰却无力解决的残酷真实。

文／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