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尼金斯基的下降比上升更慢，在空中停留的那一会，这视角独属于这位独一无二的病态天才；而另一种奇特的视角可以来得更容易些，下蹲，视角放低，稳定又集中，准备，你正要进入“梦游”——跟着杨振中的《梦游疗法Ⅲ》（录像装置，2007），一起起起落落，此“疗法”自1997年开始，尚在延续——OCT现场，你首先观看到影片的一角，几乎低至“墙根”，你以一种蹲伏的方式查看片刻后俯背进入到那个空间——你一下子就进入了那种状态，外部的明亮与内部的黑暗，片刻直立后的脑缺氧，晕眩来了。你有点晃。你成为那个人。你焦虑紧张大口喘气地跟着镜头匆匆流转，但并不失序。一个明确的焦点就在那里：艺术家仍有对上海空间和地景的抬爱之情，比如乍浦路某饭店门口的石狮、苏州河水域边留存下来孤伶伶的保护建筑物，或者人民广场喂鸽子闲坐打哈欠的人，还有蔚为壮观的一幕是利用一台飞行器拍摄的南北高架和中环路相叠的城市枢纽节点，此间提供的是一种转、离之间的片刻的中止，恰似一个夺魄重生的故事，既与城市的变迁相刻印，也与“城市人”这种现代性产物的匆促肉身或精神焦虑的内核相关。艺术家甚至也摄入了已经离场的“此在”：《上海的脸》（1999，录像装置）的拍摄地点，南京路西藏路口的环形天桥已经于2003年5月为配合轨交市政项目已得拆除，换作地下人行通道；而当年的看起来略嫌朴素迷迷瞪瞪的大众，而今是无数匆促换乘的白领，消费者或外来观光客——1999年的电子转换器仍在震动水面，搅起涟漪一片，时间之外，你看不清的岂只是人。此外，1968年出生的杨振中的作品中仍透出一种委婉的政治相关度，这在一九六零生人上常会看到这种隐伏的话语意识，这种意识也通向肉身、性、暴力等更为宽泛的议题。在已过去的半个世纪，革命已整体性地改换了一种修辞。《坐在墙角的红色维纳斯》（雕塑，2010），是一枚蜷身于墙角的红星，红烤漆令人想起儿童漆皮鞋那种略带华贵肤浅的光泽，庞大的身形，如同撑开的裙裾，但是否如同1968年法国红五月的“明星”时代，发了胖，徒剩一个疲惫的信念。而令人亲切的是《考试》（录像装置，2012），两位在闺房内读着政治语句，不停地换取姿势的曼妙少女正准备迎接那乏人的考试——有人以为其中包含了一种“软色情”，但革命与肉体，本就是一堆并不漫长的反射弧，茅盾当年的《虹》里那个梅女士，走上街头，傲人身材何其光芒？这闺房中的朗读，到了后面已有了一种越来越认真的气氛，抽象的内容在闺房里变成了宣叙，床非广场，但女孩间已经达到了一种互相感召的氛围。此展中，由黄黑警戒线构成的错位空间策略，属艺术家本人见长的空间营造术，但这种警惕色，好比是变色龙一样，随风潜入夜的仍然是另一种打破的欲望。

文／ 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