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个人物与七段素材”展出的是两件作品，写着“一个人物” （1 Character）的播音室，以及被布置成车站的放映间。声音信号从播音室里传出，发送到单独的耳机内，观众必须独自面对里面的故事。耳机里中年妇女的自述表明，此刻这个“人物”已经死去，空置的播音室宣告“人物”在场或曾经在场。对于普通的视听世界，声音装置“一个人物”与录像“七段素材”都有一部分缺失，“素材”里所有的声音连同环境噪声被抹去，也因此两件作品相互补充融为一体。

“一个人物” 带来的故事是连贯与始终的，叫人忘记怀疑它的真实性，中年女性淹死在长江里，最后一刻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飘起来，盘旋在河道上空，录音一遍遍重复，仿佛她有大把时间一再回忆过去：城市让人失望，重回乡村找不到身份认同，她没地方去只能永远游荡。这使得构建的真实故事最终偏回虚幻。在形式和内容上，展览的两个部分共同创造了良好的互文关系。对待“素材”，陶辉的方法是不用方法，让它们自然相遇，艺术家不在台前干预，将内容凸显。录像中大部分画面都采用了长镜头，接近正常时间的过度方式，亦接近现实生活。“七段素材”都有被具体化的人群：悔恨的囚徒，重复的劳动者，应枪声倒下的少女和坑里的侗族姑娘。不同于声音对现实的具体描绘，每条“素材”埋着问题并没有展开，例如民族文化的衰退，消费压迫下的底层劳工等。城市化变迁带来的文化错位与陌生感反映在录像中的每个人身上，但陶辉并非在讲述时代浪潮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实际上，快速掠过的片段、不同群体遭遇反映出的是艺术家自身的困惑。这也相当于自我映射、自我治疗，确实，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推导出来的，而陶辉一直以来都将自我剖析作为创作的核心。

被艺术家称为“综合现实”的构建方式，内容上看是现实的。记忆，民间传说，内在现实与客观现实，在感官上形成拼贴后，其结果恰恰是超现实的。不同于超现实主义强调潜意识与“梦的影像”，陶辉的作品直指真实，这真实是现实的镜像，它可以照映进个体的未知意识，使意识产生巨变。这些完全真实却很难叫人接受的素材，是真实的不真实状态。它的形式很迷幻，也可能被误以为是虚构的幻觉。至此，陶辉描绘的现实开始游离在现实以外。

文／ 姚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