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葛兆光在讨论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文章中提到，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总是垄断性成为主导的八十年代，任何在中国出现的学术现象都可能是“反政治的政治”，正因如此，那个时代的文史学界似乎充当了文化批判的中心。葛对于“文化热”的基本观点，即“通过西方观察中国，借用文化批判政治，引述历史解释现实，”[1]，也许可以作为对于艺术家刘鼎于上海天线空间的个展“李建国生于一九五二年”的有用注解。

联系到现代中国思想的起源，以及其与现、当代艺术史之关系，发轫于上世纪前半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可忽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先后经历了政治经济改革与学生运动的经验改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要传统的文艺政策或“美术”作为整体受到西方思想的激进冲击，“巧合”的观念论转向（accidental conceptualism）开始承担起现、当代艺术创作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任务。如何将这一特定时期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作为追诉和检讨的参考文献和创作材料，成为某种亟待回溯与梳理的问题。有别于惯常的官方与非官方美术史区隔论，刘鼎似乎尝试“凝视”这一转型期因为持续“意外”造成的思想演化而形成的特定“精神史”，即“时代精神”，一种强调并掌握同时代全部精神构造，以推理出历史演化规则的思想史。对于精神史的考察，可以列举日本学者鹤见俊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作《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为例，作者回溯了其亲历的战时日本，在国族叙事的框架之内，鹤见俊辅的观看方法是通过“代际差”去反映战时锁国中的日本国内，当现代西方思想被视为敌人之后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转化和与国族主义转向[2]。

在类似的国族框架之内，刘鼎在本次的展览中同样采取了当代历史的代际书写方法，对象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面貌于不同历史转换阶段的标记。刘鼎将这类经验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过程置于广泛的文学、哲学、美术及大众媒体的历史经验之中，以图像或史实作为参考范本，比如油画作品《李建国》（2016）中灰色标语下车道栏杆前的全裸男女，油画《标记》（2016）中文艺理论家周扬在1956年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讲话，《无政治身份者》（2016）中将“天安门诗抄”中的斗争诗句与《猫和老鼠》的图像混合，抑或总结现实主义、群众路线、语言纯化等文艺论调的十频录像装置《十人谈》（2016）。这些作品清晰的反映出艺术家在计算现当代中国历史已存在的主要历史节点——传统、民国、建国、文革、以及后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依然寻求替代论述的决心，同时彰显了其将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当代艺术实践和文化批判方法（而非结论）的勇敢尝试。

1. 葛兆光, 《“文化热” 风靡一时: 借文化批判政治，述历史解释现实》。
2. 鹤见俊辅,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年。

文／ 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