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然的最新个展“还是这群人”中，“新加坡”几乎被处理为一个抽象的地点：基于驻留的经历，艺术家一方面视其为“新加坡性”（singaporeness）——在地特殊的社会-历史议题——发生的容器，另一方面，又以某种“介入的观者”的姿态，展开基于外人视角的制图（map）工作，即便为此有意采取了一种去历史化、扁平的视觉模型——如同在《这并不复杂，一本参观手册》（2016）中，“新加坡”被压缩为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中一条为游人事先规划的行进路线。这座充满景观的公园无疑可以作为这个崭新的民族国家自身“差异化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的隐喻：伴随着导游刻板的解说，极度晃动的镜头中滑过的是连绵不断的热带植物、来自新加坡不同族群文化的园林、休闲的人们以及远景中现代建筑的剪影；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巨大雕塑《星球》（The Planet）也穿插其中，作为文化多元主义的佐证。而画面上的字卡则是艺术家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中文导览手册中拣选出的关键词，这些艺术史中的术语向来以普世性的话语形式出现，亦充当了我们进入现代性自身历史的精准地标。在此相互“竞争”的状态出现了：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与标准的现代性之间既叠加又覆盖，彼此似乎都受困于对方的存在，那么最终到底鹿死谁手？而对于我们，问题则可能是“到底在哪一条路线上前进？”

李然对于新加坡的研究类似于艺术家针对某一艺术机构的研究，或者说他几乎将“新加坡性”视作一种“馆藏”资源——在以往的创作中，艺术家不断启用的方法就是在当代艺术内部的问题与现代性提供的丰富案例之间展开“模仿”与“互译”，抑或“虚构”出艺术系统与其外部更广阔历史经验之间的连续性事件——也许可以视之为一种更宏大意义上的“机构批判”实践。观者可能会忽视展览中的文本《体育场里的野餐》（2016）。在这篇“小说”中，“我”参与到当地的一场政治集会当中，与身份各异的人物进行着暧昧且含混的交谈。某种程度上，这件作品暗含着一个近乎马奈《草地上的午餐》式的场景：在一个仿佛临时搭建的日常瞬间的内部，涌动着各种相互摩擦、冲突的力量与边界。在集会的舞台上进行言说的是代表新加坡各个族群的政治人物，台下发生的对话则颇为平常，但其中夹杂的是如“混血”、“印式英语”、“性别”、“中国”、“淘宝”这样的词汇。这个场景的出现貌似“生硬”：划分出公共领域（政治集会）与私人领域（野餐），然后再植入某些关键符号，为它们分配好主题与功能并透过叙述令其运转起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这种“生硬”难道不正是“现实”本身的策略与制度吗？在这个被“制造”、“规划”的共同体内部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相竞建构（contested construction），原发的自然结构、人的原初身份都被置于“安全”、“合理”的框架、路线中，以至于最终“消失”——只不过在此艺术家试图将“消失”内部生动、当下的经验与痕迹变得可见，并对于消失之后的再生之“新”保持了谨慎的期待。

而本次展览最重要的作品《还是这群人》（2016）又突然脱离了其他作品的特定背景，进入到语焉不详的时间之中。在这件具备复杂同步效果的四屏录像中，李然利用短促的声效以及镜头快速、局部的截取实现了一种莫名的紧张氛围。从人物的造型上我们无法判断其身份与年代，同时他们亦被剥夺了语言，只留下“应激”式的表情与动作——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针对表演研究的人类学剧场（anthropological theatre），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让人联想起他的早期作品《地理之外》（2012）。前-现代式的身体似乎带回了更加肉身或情感的体验，这种体验的“可靠”在于其总可以超越现代性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理性认知工具，如某种精神症候潜伏在被设计为健康、完善、文明的意识底层，并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发作。“这群人”一直受到来自画框外的不可见事物的侵扰，直接、本能的表达着自己的恐惧，他们仿佛一群野蛮的外人（savage outsider），处于“历史”之外，未被“殖民”或“被殖民”，因而“启蒙性”或“压抑性”的心理结构都无从生效。联系起之前的两件作品，李然苛刻的反思着力于“当代”局面下淤积的各种现代性症状，但这种“回溯”几乎不可能完成，因其永远涉及对特定历史场景的活化与对自身精神分析式的堪查，然而这恰好成为了令艺术家工作“具像”并持续自我辩难的动能。正如《还是这群人》中塑造的这“主体”失效的非历史时刻，与其说是悲观的逃避主义，毋宁说是一则诚挚的“讽喻”：成为原始人或“我们从未现代过”的焦虑也许比现实中的精神分裂更有意义。

文／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