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若干展览聚焦个人关系和社会互动对旅居海外或游走于不同文化间的华裔艺术家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关注这些侨居海外的艺术实践者日益广泛的灵感来源。

香港德萨画廊的展览“中国近代绘画先驱在巴黎”（2014年5月14日-6月21日）汇集了1920年代至70年代身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的先锋绘画和雕塑作品。尽管早期巴黎华人艺术家圈子里的熟面孔（比如常玉、赵无极、朱德群等）的确令人赞许，但向抽象跨出更为大胆且无所拘束的一步的还要数唐海文的绘画。不过，展览中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两幅描绘女性裸体的写实油画。它们分别出自两位更早一辈的艺术家之手：一幅是吴作人创作于1932年的作品（吴后期回到了更为保守的题材），另一幅是潘玉良在1967年创作的作品（她也是展览中唯一一位女性艺术家）。

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的李元佳回顾展“观·点”（2014年3月8日-6月8日）是首个全面回顾这位极少被讨论的艺术家整个创作生涯的美术馆展览。展览不但表明李元佳可能是台湾重要战后现代艺术团体“东方画会”中最具革新性的成员，同时还将其作品放入更为全球化的语境中展示，审视了李元佳在博洛尼亚(庞图团体, 60年代早期)和伦敦（Signals画廊、里森画廊，1966-68）的前卫艺术圈和画廊圈里的活动，以及他为运营坎布里亚LYC美术馆所作的努力（1972年直至1994年艺术家去世）。以墙面文字形式呈现的李元佳朋友和赞助人的叙述，为观众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由此我们得以一探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全貌——从水墨画和雕塑，到参与性和动态艺术作品。

先从两位五十多岁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个展说起。约瑟夫· 达贝尼克（Josef Dabernig）在维也纳现代艺术馆（MUMOK）的个展“Rock the Void”将这位始终用极简艺术形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各个阶段重要的影像、建筑设计图稿和装置作品放到由艺术家亲自设计的空无、又充满微妙的体积关系和数量关系的空间里集中展示。达贝尼克是西欧为数不多的仍在后极简氛围中进行探索的艺术家，几十年的积累使他游刃有余地在视觉形式的指义、心理维度和思想性层面展开独特的艺术实践。真空里充溢着探险的乐趣和情感的温度，依靠几何学和简单的变量关系搭建起的不同创作领域，被达贝尼克用他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思考填得满满，绵里藏针地冷视着这个形式主义无处不在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庄辉在站台中国的个展同样凭靠一种冷静和积淀的阅历展露出一位成熟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艺术家分别前往靠近蒙古边境的戈壁区和一处位于青海、甘肃与新疆交界地带的废城，在两片荒漠中永久展示自己的五件作品。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艺术项目中蕴含着艺术家对自己经验到的历史、生活、艺术史叙述和艺术体制的冷静思考。展厅里只有那几幅作品照片和简单的影像记录，艺术家轻轻一放，话不多也不打机锋，是什么又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这是庄辉长久以来坚持的方式，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同行”的艺术同行的方式。

说到同行，“大道传薪·金石为开——中国美术馆藏吴昌硕与二十世纪写意花鸟画名家展”（中

奥地利格拉茨当代艺术协会（Grazer Kunstverein）是欧洲当代艺术圈内非常活跃的一个实验机构，尽管空间不大，但在展览质量上一直保持连贯性。“纪录之外的博学：埃里奥•蒙塔纳利”（Elio Montanari –‘Quis Erudiet Without Documenta’）（2014年9月27日－11月23日）以类文献展的方式展出了意大利建筑师和摄影师埃里奥•蒙塔纳利（Elio Montanari）有关艺术家创作、布展和排演过程的拍摄纪录。这些照片摄于1980年代和2005年间，为蒙塔纳利个人的独立行为，并非艺术家或展览组织方的官方纪录。这些照片不但具有重要的纪实性，也极具美学价值。正是蒙塔纳利充满主观情绪的视角使它们成为丰富美术史书写、丰富叙述多元化的重要途径。

"卡洛尔·拉马的激情"（The Passion According to Carol Rama）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现代美术馆为自学成才的意大利艺术家卡洛尔·拉马（Carol Rama）举办的回顾展。年近百岁的拉马在艺术史上鲜有纪录，但其独具特色的视觉语言为二十世纪前卫艺术运动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在展览呈现的纸本、架上、雕塑和装置作品中，最抓眼球的是她早期的水彩小稿。在色情中摇曳着青春的生命力，在美艳中透露出危险与暴力。女性的身体对艺术家来说是其用来挑战体制禁锢和社会准则的表达载体。

美国艺术家卓洛伊•阿布达莲（Zarouhie

2014年初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徐震：没顶公司出品”和年尾上海香格纳画廊的“徐震－没顶公司出品：快乐似神仙”适合联系起来看。这两个展览跟以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徐震从公司作为主体转变到对个人作为主体的再度强调。UCCA的展览是个分界线。从那个展览起，无论公司还是个人都开始真正面对艺术领域里更实际的问题。公司层面的问题公司解决，个体层面需要承担的工作义务和责任，则使用个体身份去来解决，把含混的所谓“主体性”的载体清晰地分开。这样更适合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检验标准来审视公司和个人的工作：公司不再被当作一个创意或者方案来看待，不再是所谓创作身份的特殊便决定了结果的特殊，而必须是创造了普遍意义上结果的特殊价值，才能奠定身份的特殊价值。这样也就很能理解没顶公司开办的画廊和皮毛商店各自的任务了。从理论上说，UCCA的那次展览，可以看成是“没顶公司”真正成立的一次宣告。

除去身份特殊性的变化，没顶公司的这两个展览也从侧面反应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创作重心的一个变化——把对观念或身份的强调，转向对艺术语言或形式的重视，从强调展示文化转向强调创造文化。这个转变也是观念艺术发展到现在，面对一个内外困境而做出的选择，因此这个选择也就兼容了以前创作中的很多经验，同时也是更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意义的工作。（汪建伟在古根海姆的个展也体现和强调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年中UCCA的“洛杉矶计划”和荷兰波伊曼

2014年，法国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在夏天举行集体罢工，抗议政府缩减对文化产业的社会补助，阿维尼翁戏剧节（Festival d'Avignon）因此被迫停摆。短期雇佣的大幅攀升和趋于常态的不稳定性已成全球普遍的问题，比利时各地工会也在年底每周一组织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医疗和教育私有化问题。若在这个时间点上反观当代艺术界，方兴未艾的社会参与性艺术从90年代至今的发展和现下逐渐受到关注的艺术“教育转向”（educational turns）显然与社经问题同步。

社会参与性艺术从过程与方式上积极介入社会的做法由来已久，如美国自60年代民权运动時期就一直有与社区民众和行动主义密不可分的此类实践传统。90年代以来，原仅处于社区和艺术圈边缘，重视过程、对话、参与、开放与合作的此类创作逐步登上当代艺术主流舞台，频繁出现在全球各大三/双年展上，本来旨在召唤“公民参与”进程的“观众参与”也往往流于表面的美学形式。正因如此，以研究推广社会参与性艺术为己任的机构都在积极进行国际合作，以实际动作跨出艺术领域。就在纽约社会参与性艺术龙头机构Creative Time一年一度的大型国际研讨“高峰会”移师斯德哥尔摩之际，意大利贫穷艺术代表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 ）基金会的“可见”（Visible）计划也在布鲁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间十三至十六世纪波斯和中亚艺术展厅里，有一张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纸上小型绘画，画上描绘的是登宵节，即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场景。画上的先知身着蓝色外衣，戴头巾，骑在人面兽身的仙马(al-Buraq，布拉格)上，眯着眼睛，脸上带着祝福的笑容。天使加布里耶（Gabriel）带领穆罕默德从耶路撒令出发，去往祥云萦绕的天堂，而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里，一本古兰经面临着被烈火吞噬的命运。 敏感，复杂，充满精神上的笃定—自从2011年大都会伊斯兰馆重新开放以来，这幅细密画一直是我检验其他作品的标准。它令我对伊斯兰世界的复杂和多样性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同时也想到了我们国家在9/11之后对伊斯兰的态度，可以说，对于伊斯兰世界，我们从未以认真的态度，去进行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而紧紧是用行为莽撞地证明了一场非法战争和权力大战的合法性。即使先知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画中，关于那段漫长繁复的历史，我们与他们之间所产生的终极分歧，却仍是人们不愿触及的话题。

我的思绪回到了那幅16世纪的画上，那几天，法国巴黎的《查理周刊》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血案。一些遇害者是艺术家，其中有两人称得上法国流行文化的偶像级人物——让卡布（Jean Cabut ）(笔名 “Cabu”) 和乔治沃林斯基（Georges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一项正在发生的艺术项目，意在通过对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的郊区空间的介入式调查，重新审视城市边界与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人群状态。该项目由艺术家李一凡、葛磊等人于去年10月发起，由二楼出版机构主办，截至目前为止已有20多位／组艺术家参与其中，并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中。在这篇谈话中，发起人与参与艺术家共同深入探讨了项目的意义以及开展情况。

参与者：李一凡，葛磊，葛非，黄淞浩，杨北辰

李一凡（以下简称李）：“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这个项目其实并不仅仅为了调查——我觉得这种介入，或者我们所说的“问题艺术”，是用来检验今天的当代艺术是否存在“真问题”。我们就想大家能不能先去看一看，看了以后再去判断这些是不是真问题。看的过程可以直接做成一件作品，也可以单纯变成一个调查，或者说先做调查，然后再做作品也可以。但对于项目最后发展成怎样的形态，因为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这里面必须做几点说明：

第一，我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有价值还是因为它有“问题”。我以前跟吕澎聊天的时候他说过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他问我：你当年看见张晓刚的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当时可是一点也不惊奇。因为吕澎一开始是做翻译的，1982年就翻译了英国艺术史。他的老师里边有一位外教，留下了一堆70、80年代的英美艺术史的书，所以他什么都见过，也无怪乎他觉得整个中国当代艺术80年代所做的事情都毫无意义，因为所有的方法西方都用过。但1989年之后他改变了看法，他开始认为中国的艺术首先是一个“问题”，是“问题”带来的，而且因为语境不同，同样的技术与语言方式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我觉得我们首先是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的：中国今天的艺术的价值还是源于它具备独特的“问题”。

电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与社会性相关的公共场域的属性，同时把这个位置让位给了艺术世界。但法罗基却（成功的）让自己的实践保持在了社会性与美学上均最具政治化的艺术形式上。对当代而言，符合上述的形式是装置艺术，是论述性电影及其他的纪录方法，已经不再是电视和独立剧情长片。——托马斯•阿尔塞萨 (Thomas Elssesser), e-flux 期刊, 59期。

如上的定调基本在北美和欧洲适用，至少当代影像生产或其展览在中国还绝对有它在社会、政治或美学上的相关性。在德籍艺术家、导演哈伦•法罗基 (Harun Farocki) 今年夏天意外去世之后，此前与他有深度接触的教授、学者以及策展人展开了对这位重要的艺术家与导演的广泛纪念和讨论。同时在当代艺术整体吸纳各种媒介历史的当下，法罗基趋向实验、观念化的影像实践得以以各种讨论与公共活动的形式在艺术领域内繁衍，比如他的作品正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和深圳展出。

法罗基作为从电影空间进入艺术空间的成功范例，这种转换其实与欧洲公共电视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激烈变化有关：电视节目的同质化剧烈，观众对较有挑战性内容的实验作品的忍耐程度也开始下降，以及背后赞助机制的改变，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法罗基的作品从拷贝到艺术品的变迁，以及从中心化的单频投射转为去中心化的多频机制。此外博物馆／当代艺术中心的规模增速远远大过实验电影空间的发展，对此的回应是1997年凯瑟琳•大卫(Catherine

我试图勾勒一条何岸个展“硬汉不跳舞”的清晰线索，但发现越是如此，似乎离展览本身反而越远。甚至觉得，任何试图说清何岸艺术实践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何岸本身是含混的，模糊的，恰恰相反，日常生活中的他，意识、思路和立场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身边的朋友都曾目睹过他的“爱憎分明”和他的“职业洁癖”。而他之所以惯性地使用一种压迫的、粘滞的、曲褶的、甚至有点“拖泥带水”的修辞方式，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明确性”的警惕、怀疑和不信任。

迄今为止，我相信没几个人能够真正弄清展览的标题“硬汉不跳舞”及其文本背景与展览作品之间的关系。何岸的解释是，都是一种修辞。而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修辞，不如说是一种感受，一种情绪。“硬汉不跳舞”源自美国犹太裔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的同名小说，吸引何岸的不是它的叙事情节，而是其独特的言语方式，确切地说，是其中一段关于主人公在沙滩上谋杀妓女的情节描写。很遗憾，我没有读过这段描写，但是耐心地听了何岸对这段描写的转述以及他真实的体会和感受。此时，小说底本其实变得次要了，艺术家的转述才是新的事实。而与作品相关的也正是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即便我们认为展览主题或艺术家的描述与作品之间没有关系也不再重要，它的描述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作品。

就像“硬汉不跳舞”这样一个短语，它所传达的就是一种修辞的张力，一种异质的身体与心智意象。何岸

今年八月MTV音乐录影带大奖上，碧昂斯在FEMINIST（女性主义）大字前逆光献唱，剪影健康性感如亚马逊女战士。Barbara Kruger式铿锵大字视效强烈难忘，在Tumblr等网络渠道上循环永生，潜入当下视觉消费的意识中。流行文化的肤浅易消化自有其深意——至少在世界某些地方，女性主义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政治取向的出厂标配，也不会引发父权社会的表面反感，而是确凿地成为了可被迅速消费的概念或意识形态。

据卫报2013年底的一篇报道，我们已经身处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而网络和社交媒体功不可没。英文媒体如此热衷于讨论女性主义，以至于我每天打开脸书和推特页面，至少能看到几篇相关推送或分享，其背后业已结成由观点与信息共构的思想爆炸网络。《新探索》（New Inquiry）杂志曾针对各种“谁是谁不是女性主义者”的媒体文章做过一次有趣的搜罗，被拷问的名单从Taylor Swift、克林顿夫妇(且是分开而论)、欲望都市里的Carrie Bradshaw这些情理之中的名字，到柏拉图、上帝、Siri等脑洞大开的选项，不一而足。带有强迫症倾向的媒体现象也是舆论活跃和开放的旁证。虽然现实中诸多平权议题依然任重道远，但发声被鼓励甚至成为流行，毕竟是一件“普大喜奔”的事情。

今时今日，女性主义也不只是一个阵营，以身体出发，以社会建构为目标，以平权运动为核心，以及以自我解放为要义的分支林林总总。从硬性的政治

2014年8月庄辉从北京出发一路驱车前往西北方向，途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最终抵达蒙古边境，将四件装置作品永久陈列于大漠戈壁。而在站台中国（北京）的“庄辉个展”中，此次行动以简练的图像与文字形式呈现于展厅之中，但却更显示出艺术家个人的精神能量。围绕此次展览，艺术家庄辉谈及了自己长期以来的创作实践背后的反思，以及在当下艺术系统之外，对于艺术创作新出口的追寻。

我喜欢旅行，1990年我和我的朋友骑车从洛阳出发来到了当今山的山脚下的小县城，叫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是新疆、甘肃和青三省交界的一个区域。当时我们了解到在民国的时候居住在这里的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一直在交恶，但是解放以后为了要稳定民族团结，在那个地方划分了一条边界线，分别成立了两个族群的自治县。哈萨克人本性特别善良，当时我们到了这个县城以后大概是11点来钟，特别疲惫，在登记招待所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姑娘看我们蓬头垢面、灰头土脸的，听说我们是骑自行车从洛阳来到这里的就对我们特别好奇，跟着我们问这个、问那个。正好我们赶到的那个季节是当地哈萨克族乌古尔邦节，相当于我们的春节，为期三天。当时我们拜访了当地的画家和其他的人，也走访他们哈萨克族的聚落，我们每进一个地方哈萨克族人都会很热情地递来一大盘肉邀请我们吃，在这期间牟莉莉老跟着我们并且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用“并且”是因为到底交往了多长时间记忆不是很清楚，后来我们去当今山看落日，我就和我的朋友各自为对方与牟莉莉拍了一张合影，到现在一晃二十五年了。

如今，人们对“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观点的接受似乎已成为必然——通俗来讲，它意旨由人类活动对地质的改变与破坏所引出的新地质年代。上周，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剧场作品《盖亚环球马戏》（Gaïa Global Circus）在纽约 “厨房”空间（The Kitchen）完成了它的美国首演（此前它曾在2012年9月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上演出过）。在作品中，拉图尔援引“人类世”的概念探讨了“全球气候变化究竟归咎于谁”、“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等问题。今年早些时候，平民剧团(The Civilians)也曾在纽约公共剧院上演了关注环境问题的作品《大无限》（The Great Immensity），而拉图尔则将那些被修饰得天花乱坠却鲜有实际意义的有关生态问题的说辞置于滑稽模仿剧的传统中，并对其加以了讽刺。

演出中，我们平时经常在媒体上或从政客口中听到的虚饰之谈被彻底转化为毫无意义的混沌之声。其中一幕中，三位演员模拟联合国会议上的同声传译将一段法语演说同步翻译成意大利语、英语和手语，嘈杂重叠的三种语言直接模糊了演说的实质内容。而女演员夸张粗俗的手语动作则暗示着男性政客在演讲中显示出的自负（有意思的是，在现实中我们确实经常看到女性手语者翻译男性说辞），当她打出 “我快完蛋了”的手语时，我们仿佛看到这位奋力跟进的女手语翻译已被演说本身的乏味和无效性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