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种可能路径”的展厅，我必须先穿过一个狭窄的走道，走道里充满了北京胡同里录制的各种声音。艺术家秦思源在这件作品里收集了老北京胡同里日常生活的各类噪音和音响。装置《胡同声音》（2014）在引导每一位参观者进入展览的同时，也提出了德国有关现代中国语境讨论中的主要话题之一，即：在大商场逼迫下面临消失命运的胡同。

周二晚上在Uferhallen的开幕式吸引了很多外交上的关注。Uferhallen原来是柏林公共交通系统下的一个车库，现被改装成当代艺术展示空间。展览是2014年柏林－北京结为兄弟城市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过去几个月，整个柏林都笼罩在中国热的氛围之下：首先是习近平首次正式访问柏林，而德国人最喜欢的艺术家艾未未个展推迟很可能跟此次官方访问有关，后者在Martin-Gropius Bau的展览开幕式可谓盛况空前。

过去几个月，德国各大媒体都纷纷刊载了批评、分析和观点文章，讨论此次得到两国官方支持的展览将如何改变现有的话语叙述。艾未未个展开幕后，Niklas Maak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不是只有艾未未”的文章。但在其他相关的中国艺术家里，作者只列举了一个例子：某人工作室前助手，赵赵。“八种可能路径”是建立新叙事的一次尝试。

面积巨大但人潮涌动的展览大厅依旧保持了车库空间的魅力。活动组织者／德中文化交流会主席张彧教授和柏林市市长Klaus

第八十五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Malik Bendjelloul）（1977-2014），于近日在瑞典家中猝然离世，年仅36岁。本片问世后，获得很多奖项，也在中国影视爱好者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本文编译自2012年《寻找小糖人》DVD发行前夕，英国《独立报》对马利克•本德让劳尔所做的访谈。谨以此文，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电影人。

独立报：你是怎么听说罗德里格兹的？

Malik Bendjelloul: 我背包在非洲和南美溜达，带着摄影机想找点故事。共找到六个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故事。起初我并不相信。他们说他的音乐和滚石一样好，我说当然你们会这么说了，因为你们是粉丝，粉丝会喜欢任何奇怪的音乐，但我去开普敦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问他们“你见过这个人没？他们都说他在这里很有名，名字叫罗德里格兹，你听过吗？”每个人都说：“你什么意思呢，你问我听过他么？这么问就好比问我是否听过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一样，我当然听过罗德里格兹。”然后我就从另一个角度去听他的音乐，当你听了之后，当然，确实非常非常好。

独立报：从你初次听说这个故事到作品问世，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MB: 2012年1月首映，我第一次见到糖人（Sugar）（故事中罗德里格兹的粉丝）是2006年，08年开始全职做这部片。

出生于德国，如今作为艺术史学家、独立艺术评论家以及策展人的杨天娜 （Martina Köppel Yang）策划了上海外滩美术馆最新群展“以退为进”。有意味的是，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名单成分复杂，囊括了已故艺术家，当代艺术系统以外的文人、政治家等。“以退为进”所针对的时间焦点或背景是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持续发生的“传统回望”热潮，以及围绕传统媒介与艺术市场操作间错综复杂、难以梳理的关系，我们就这些问题对策展人进行了专访。展览将持续到8月3日。

5个月前，外滩美术馆探问我要不要做一个这样的展览，我答应了，理由是之前我曾策划过一些与之有关的展览。比如说，2006年的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的一部分便是由我策划。不过，这意味着我只有5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所以我选择了那时有过合作的艺术家， 因为我相信这些艺术家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相当好的作品。郑国谷，阳江组，杨诘苍，蒋志，我都比较熟悉，我确信他们一定会做出很有意思的东西；至于另外一部分艺术家，虽然我们彼此没有合作过，但我了解他们一贯的创作质量，这样的选择会让我放心。我的策展初衷是：不管艺术家是否已经功成名就，只要能作为引证的素材就可以拿来利用，所以我特别选择了那些与展览题材有关、却不能经常见到的作品。

最近几年，和中国传统媒介相关的展览很多，但许多是重复性的讨论。虽然我长期从事与东亚艺术史相关的研究工作，可我对这类展览的确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

崔岫闻，生于中国哈尔滨，1990年毕业于东北师大美术系，1996年中央美术学院研修班毕业。从最初探讨女性身份的架上油画，到备受关注的《洗手间》（2000年）指涉女性与社会的融合与抵抗，再到最近的“缘系一生·灵魂之爱”，艺术家使用了九种形式来解构“身心灵命”的生命主题，试图将个体与宇宙进行精神层面的连接。

现在我所有的想法都起源于小时候蒙昧的种子，当时周围的人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而自己总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只是察觉到自己不喜欢所处的生活环境，上大学离开家的那天，我回头看我的母亲，知道我绝对不会再回来。那一刻代表着决裂，虽然当时并没有所谓具体的理想生活环境的构想，但是内心的种子在长大。它的萌芽开启了我精神性的拓展，多年的创作实践让探索的路更加坚实。通常我们通过知识、学问、技术也有可能获得事物的本质，但是我选择以艺术作为载体，走生命觉悟的这条路，我生命的空间被拓展了，最直观的表现是五感官被打开。例如以前用眼睛去看事物，于是用视觉来呈现，现在可以用耳朵去听，用身体互动，加入感觉进来，于是可以自如地使用装置、声效、对话等形式，更多通道被打开，才能游刃有余的将多重元素综合起来。

我们总说，比如现代主义，它对应的是一个比较公共的东西，哪怕它的态度是批判的或者颠覆的，包括中国以前也有这种东西。我觉得现在包括西方，包括中国，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我们无法再去对应——谁都不是主流。整体的文化公共性消失了。电影可能还好一些，它有自己的铺陈关系，按我的说法，它是“复数”的。一幅画其实不具备这种关系，它就是一张画。我认为如果讲到绘画本身，现在存在最有效的方式是复数的，画和画之间整体构成一个空间，再用这个空间去支撑每一张画，每张画对应的“公共”其实是这个空间。从某种角度来说，一幅画并不重要，它是一个连接结构的点。我其实想要强调的是结构方式。想要这么做的前提就是，作为当代文化来说，独幅的绘画已经比较无效了，因为没有公共的参照系了。我觉得工作起来有意思的是，图像间是互相反映的，是从现实里来的。我是在做一种结构——我怎么连接这个世界：这个图像和那个图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改造图像，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一个进入另一个，在其中找到一个合理性。这个过程中原始图像开始变异了，结构关系就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张慧

“广场”是张慧过去两年的工作报告。我们惯常以展览作为划分

一年一度的“艺术北京”如期而至，但当日去博览会看作品兼顾社交的人群明显被“分流”：一部分人被林冠画廊傅丹（Danh Vo）个展的开幕所邀请，去Temple吃高大上的晚宴，另一部分人则在为稍晚艺术家张鼎于香格纳北京空间的“一场演出”做着摇滚的准备，故在家养精蓄锐。继而，这种分众效应所影响的不只是“2014艺术北京”，当晚整个北京艺术圈的人流都似乎在“多”与“少”之间进行着某种颇有意味的涌动。

在博览会现场“难得”见到一家韩国画廊（PYO GALLERY)，展位里摆出了金准植（Kim Jun Sik)在高丽纸上画的照片级写实油画，其中一幅将“喜羊羊”同“猫和老鼠”放到了一块，虽然两者都是扭曲儿童世界观的好伙伴，但看后还是令人捧腹外加不寒而栗。与画廊工作人员几分钟的聊天里，免不了谈到韩系画廊的生存现状，高频词都是“都走了”，“也快了”，以及“那他们去哪了呢”，“他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凯撒贝塞什（亚洲）艺术中心占据两个展位，入口处在播放蒋志的“阿娇”录像。后来听一位艺术家介绍说，这个具有地中海古典名称的艺术机构其实是做新工笔起家的。“以前做新工笔，当时还比较便宜，运气好，收了不少，现在再做点别的。”由于我们的对话中多次用到“做”，而这种“做”又能在“艺术北京”上找到相应的现实结果，故而排比的听觉快感使人产生了造句的冲动：博览会上，机构（画廊）可以做一批作品，可以做一批艺术家，也可以做一批作品以及艺术家；既可以做艺术家的作品但不做艺术家，也可以不做任何作品只做艺术家。

离开“外滩三号”后，我从2012年起就有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做一些外面的策展项目，也出版一些东西，比如今年出了这本关于徐冰的书（《关于徐冰的地书之书》），同时也在做一些独立代理（independent dealing）的工作。我觉得与其用我自己的名字去做事情，不如把它扩大一点，找到一些合作的朋友，所以我们有了MABSOCIETY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策展办公室或者策展机构（curatorial studio）。一开始我们的办公室是朋友给我们免费用的，在一个写字楼的23层，但一直都不是很适合我们，比如吊顶、日光灯什么的；后来也赶上了房子到期，我就觉得我们该换个地方。然后突然这个地方（BANK，位于外滩的前银行工会大楼内）就出现了，我本来没想找一个做艺术空间或者画廊之类的地方，但一直都想找一个小的项目空间，可以做一些实验性的项目，可以摆出来一些作品，一个又能工作又能玩儿的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位置好，空间比我想象得大多了，这里又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除了展览以外你还可以看这个建筑。我觉得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跟其他同规模的城市相比，包括北京，艺术活动不是特别多，两三千万的人口，艺术气氛还是比较低调，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老的国营单位的楼，这个楼现在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稳定，不知道我们能在这里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个楼什么时候对外开放或者要装修。反正能留在这里我

阿斯巴甜小组的命名来源于英文Aspartime，借用他们在微博上的小组介绍“阿斯巴甜是专业非专业的全天候兼职的明确未知的艺术活动、计划、项目”，自2012年成立以来，阿斯巴甜一直以网络为创作平台，2012年借由微博他们展开了“Update微博计划”，2013年阿斯巴甜入驻淘宝展开了“Aspartime收藏计划”，以每件两元的价格出售艺术创作相关图片或方案。近期在应空间的展览“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是以他们的“idea”系列作为串联的一次线下落地活动，展览邀请了来自不同背景的23位参与者共同创作完成。

我们是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我们的专业都与艺术相关。回国后在几次聊天后，还是决定做成立一个小组，去消解掉一些太过于个人化的东西，我们的淘宝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设的，现在你能看到“Update”、“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和“idea”这三个主要的系列。Update是回国后最早的一个项目，那时我们的工作模式还是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方式，就是我们将一些日常物品组装成小型装置，再进行摆拍，每天将拍摄的图片作为成品发布到微博，现在淘宝网上以每件两元的价格进行销售。在之后的这个系列“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中，我们以纯文本方案的形式，虚拟了一些人物并讲述他们做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打造艺术家的高级定制项目，就是找到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普通人，为他量身定制属于他的艺术家形象并将他推广到公共视野中，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还只是一个玩笑，从未实现过。“idea”系列更像是“Update”的升级版，在这个系列中我们的态度逐渐明确。我们将方案卖给别人，让渡了我们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让别人实现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做我们的作品。

“很高兴大家都来了！”十五足岁的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创办人、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Uli Sigg）先生言辞朴素却很动容。此时南浦大桥脚下的“电厂”大咖云集，群贤毕至，瑞士驻沪总领事史伦博先生（Heinrich Schellenberg），上海当代艺术馆博物馆（PSA）馆长龚彦，CCAA总监刘栗溧，香港M＋美术馆国际策展顾问李立伟（Lars Nittve），批评家栗宪庭，策展人李振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香港M＋美术馆高级策展人皮力等等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扛鼎之士相继入座，好戏即将拉开帷幕。

“如果说有七年之痒的话，那么十五年意味着痒了两次。”回忆起“但有机会不挑剔”的边缘时期，艺术家曹斐如是感受这十五年。虽说正值参与当代艺术的渠道何止“越来越多”的盛开之年，但由“半地下”状态开端的CCAA所经历的十五载春秋，也许正如希客所言，“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漫长却适度，足够交待得过去了。”至少，4月27日的上海踩入了春雨萧萧的节气，令情绪懊糟却容许感怀。

下午4点半，发布会现场的气氛已伴着曝光的微信逐渐浓郁起来。红底黑字“CCAA15” 前，有着中国古典艺术收藏及工商管理背景的总监刘栗溧女士以主持人身份陈辞: 概括宏大的十五年信息，关键词是公平、独立、学术；方向则是CCAA一贯秉持的“International”的深化；未来内容被形象地构筑为“三角形”——评奖、文献、沙龙 。“

日本电影巨匠沟口健二，曾凭借影片《西鹤一代女》（1952），《雨月物语》（1953），《山椒大夫》（1954），连续三年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的大赢家。尽管这些作品DVD在国际上发行过，但早期的很多影片却并不为人知晓。这一次，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以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为沟口健二做一场全面的回顾展，届时放映三十部尚存的影片（1923年至1956年期间，他拍摄了八十多部），大部分是35毫米，少部分是16毫米。这可以说是全城近期最为重要的一场影展了。

沟口健二之所以被誉为女性导演，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影片以女性为主角，而且在大多数的故事里，无论是战前战后，还是封建时代的日本，他都同情体恤女性的遭遇，对她们厚爱有加。与此不同的是，她的男性角色，几乎都是无情无义者，甚至包括《我的爱在燃烧》（1949）里面那位支持女性权益的激进头领。根据情节可以判断，即使在沟口健二那些失传的影片里，上述特点依然存在。起初他遵从的是“新派剧”（shimpa）传统，这种戏剧形式经常用于表现被社会环境和丧心病狂的男性所毁掉的自我牺牲的女性----女性受难的表现手法和视觉风格，将这种类型提升成高调悲剧，尤其是他晚期的影片。如果说他的故事里，大部分女人都是艺妓或街边娼妓，那是因为他心有戚戚，认为这样的环境具有一种象征性，表现的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吞噬。

一些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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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德里克•贾曼开始拍摄《英伦末日》。《以卵击石:贾曼电影日志》（Kicking the Pricks）正是写于这部影片拍摄期间。书中汇集了贾曼的日记，访谈录，剧本札记，私人照片和剧照。作者坦诚地写下了个人的成长轶事，对电影与艺术的感悟。虽然这些文字与电影的拍摄几乎同步进行，但银幕上的癫狂极致，在贾曼笔下却几乎荡然无存，文章读来颇有一番“闲话把桑麻”之意味。

日记体的随笔，都冠上了小标题，看似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时过二十年，一切已淡然。在贾曼式的追忆似水年华里，他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的性经历。每段经历只是一个片段，貌似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在这种若即若离的气氛里，已过不惑之年的贾曼，写起青春时的那个自己，仿佛是隔着镜头去看另一个人：这个小孩不太合群，欲保持纯洁的身心，他认真学画，想画下南部平原的红土地。六零年代的英伦，恍如一个梦境：年轻人在舞池里听着披头士的音乐跳舞，结伴去老电影院里看帕索里尼的电影，学校老师翻阅着一本名为《嚎叫》的书，另类小圈子的集会一个接一个。写起这些，贾曼的笔调是轻松诙谐的，连在俱乐部与警察的冲撞，都带有搞笑与自嘲的色彩。

书中对父亲的长篇描写令人动容。很难说贾曼的性取向，是否完全与他有一个保守失职的父亲有关。其中多少有些瓜葛吧。他对这位男性家长的感情是复杂的，似乎是恨多于爱，确切而言，是恐惧与疏离，这其中还夹杂

川籍艺术家张小涛的创作实践围绕着新媒体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展开，并试图从中发掘出面对宏大主题时当代艺术所能提供的严肃思想方案。近几年在其绘画与动画作品中，张小涛对于精神、宗教、政治与社会等多种问题进行了图像层面的反思，这些成果在其于金鸡湖美术馆的大型个展“空影——张小涛作品（2009-2014）”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我们特别就本次展览与其创作经验对艺术家进行了采访。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16日。

对于我来说，“图像修辞学”是个人工作方法的支点，或者说是一个起点。艺术家往往是现实世界的精神转译者，转译的过程既是编码也是解码的过程，我在“通道”系列的作品中抽离地缘政治中的暴力事件图像，把这些图像重新“编辑”发生在诸如地铁、通道或机场等某一去掉地域特征的公共空间中，用蚂蚁的视点来观看这些戏剧化的场景。而当这些符号和图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之后，艺术家工作就有了转换的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的工作是依赖经验的，当我们丧失经验之后，还能有什么样的认识和实践呢？我试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图像和符号背后隐秘的线索，比如在图像结构，图像修辞，叙事逻辑上找到自己的脉络、观看方法以及个人视点，它们将会共同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场域。我希望在自己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形成不同的视点和方法，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证明的共同体。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