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看展，走过两旁全是作品的狭窄过道时，走廊尽头有个人拿起相机对准了我。这时候，闪身躲到旁边似乎显得可笑，大声斥责对方又好像过于无理。带着相机出没的人仿佛一个滴答作响的计时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尖锐地叫唤起来破坏你看展览、逛街，或者单纯在发呆的好心情。摄影以机械攫取现实世界的切片，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应和钱钟书先生“吃鸡蛋，别费神去看母鸡”言论的艺术形式。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展览，将那些世界顶级摄影名作和它们180度对面的情景摆放在一起展示，那情形估计会使许多人的幻灭。

阮义忠的《失落的优雅》，正是一本旨在展示“图像对面”的书。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创作的中国摄影人来说，阮义忠是启蒙式的“摄影教父”。他的《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本书，在“后文革”时期成为许多摄影人全面了解欧美摄影的第一个渠道；他本人饱含温情、驻足人性光辉的照片，用有明显浪漫主义倾向的方式记录台湾社会面貌，使大陆许多尤其是新闻摄影人学会了如何用镜头表现爱。

阮义忠先生的摄影水平自是毫无争议。这本《失落的优雅》中收录了他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在台湾各处农村乡野中拍摄的民情村景，之前曾数次出现在不同展览中，都是大家熟悉的片子，大多是阮义忠在杂志社、电视台任职，各处出差时偷空的创作。阮义忠1950年出生在宜兰一个木匠人家，这种乡人工作、生活，草台戏班子搭台唱戏、驱魔的景象既是他十分熟悉的，也能唤起他怀旧的情绪。因为熟悉，他能够迅速找到表现这种场景内核的手段；因为怀旧，他能够在胶片上印出从心底流出来的真挚温情。正如书名中“优雅”一词所释，阮义忠的纪实摄影关注的是人文情怀，是一种乔治•桑式的纪实。

邵家有四兄弟，邵逸夫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晚清末年，邵家是当地望族，邵玉轩希望他的四个儿子能继续他在上海建立的事业，做颜料生意。最初一切如其所愿，直到大儿子邵仁杰（原是一名律师，有心扩大他的业务范围）1923年在上海买下了一个破产的剧院后，事情发生了变化。1925年，邵仁杰的公司不再上演舞台剧，开始制作电影，他的兄弟们很快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一个月内制作了一部影片。他们已经开始寻求在东南亚扩大业务的各种可能性，当时，上海的另外六家电影公司，集体联合起来，不允许天一出品的影片进入中国的影剧院。但天一依然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不断扩大业务，公司在东南亚的“帝国”规模，占据了战后的电影市场。

三十年代，邵逸夫的家人将他的名字西化，改为肖（shaw），他 （邵仁楞，后来他将中文名改成邵逸夫）忙于帮助哥哥邵仁枚在新加坡的电影发行事业。同时，另一个兄弟邵仁标也在香港经营一家类似的公司。这家公司在五十年代中期停滞不前，邵逸夫于1957年从新加坡赴港，欲将公司扭亏为盈。不久后他另起炉灶，成立了邵氏兄弟，以低价从香港政府那里买到一片地，在清水湾建造了邵氏影城，1958年影城正式启动使用。两年间，邵逸夫只有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国泰的陆运涛，后来陆殁于空难，香港娱乐市场这块大蛋糕自然就归为邵逸夫了。

邵氏影城是一家根据三十年代好莱坞而打造的梦工厂。几乎全部都在室内拍摄，从布景和

提起1983年香港的文化和政治图景，不能不想到一年后签署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当时还没有人要想过去学习普通话。电影方面，成龙的《A计划》风靡大江南北。在这种语境下，那年的十二月，汉雅轩画廊在加多利山举办了第一次展览。被朋友称为“Johnson”的画廊老板张颂仁，从他的一个叔父那里借来空间，有点懵懂地一头扎进艺术界。

从那时起，张颂仁就成为了当地艺术界的先锋者和推手，主推中国书法、传统绘画和当代艺术。1993年，张和香港艺术中心合作，组织了“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并于1995-1997年间巡展到美国，为中国艺术在八十年代末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中国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也是在1993年，当时的策展人是Achille Bonito Oliva, 栗宪庭，Francesca dal Lago)。2000年，张颂仁和徐文玠共同创办了非盈利机构亚洲艺术文献库---一家对当代艺术进行研究批评和记录的跨地区平台。除了经营画廊和运作众多的国际项目外，张颂仁还担任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汉雅轩的空间如今位于毕打大厦，这座九层的商业大厦，如今也是高古轩，Lehmann Maupin, Simon Lee画廊，林明珠画廊和Ben Brown画廊的所在地。

所以画廊上个月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也算是一桩大事。张颂仁和中国美院教授高士明共同策划了“汉雅一百：偏好”展，以及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的为其

今年3月，Uma在BANK艺术空间呈现了两场“UMA和她的剧场”，透明的长锥体面具带来的“尖端恐惧”刺激着在场观众，充满紧张感的表演讨论身体边界与客体关系。在访谈中Uma谈到现代独立舞者与舞蹈编导的经验对她近期创作的影响，以及她对艺术实践的感悟。

这次在BANK的表演，是我做为舞者的一个反向经验的思考，以往我常在不同的剧场里表演，因此想象把剧场的概念抽象化，浓缩到最小，把自己抽离出来放在剧场以外，想知道舞蹈时直面剧场而不是待在里面，将会是什么感受，于是我做了一个小的剧场装置，材料也是非常方便的从生活中拿来的东西。

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看到人和人的关系总是在一种掂量、平衡、取舍的交量之中。于是在我的排练中对它又唤醒了另一层意义。每个人都有个面具，躲在里面，内心是惊惶和恐惧。锥体更像一束反射过来的光，周遭能清楚看到我，而我几乎看不清楚外面。当我到现场排练的时候，才知道观众在哪里，他们跟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距离，然后我才知道这个面具的“攻击性”，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部分，直到演出开始前我还做了一些变化，比如表演开始前在地板上浇水，以及最后加入的另一位表演者，都是我临时决定的。最近我突然发现自己在两年以来的创作中都用了一种“阻碍”，比如绳子、或者固定在脚上的白色方块。我会反思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好像是回避特别舒适的状态，而是喜欢在作品里制造这种困难、麻烦、意外，同时也是对时间、空间、剧场的一种挑战。有意思的是，在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本来觉得根本没有办法，但最后它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性格，那种感受非常棒。

香港奥沙画廊继2011年关闭上海空间以后，在今年初重新选址开设新空间。以每年四个驻村项目作为其机构定位，邀请外地艺术家、策展人、当代艺术研究学者脱离其惯常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语境，为其在上海提供创作研究的时间、空间和支持。香港艺术家区凯琳和上海独立策展人廖薇受邀成为了项目的第一位参与艺术家和策展人。艺术家区凯琳生于香港，现工作生活于香港。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读了本科和硕士，主修绘画。因为对哲学有兴趣，毕业一年后又重返学校修了哲学系的哲学硕士。毕业后也没有做全职的工作。曾经自己租一间工作室，也有跟朋友一起合租工作室。实际上，在香港如果不是追求房子、车子，一边兼职一边创作还是可以生活的。

一直以来，我的创作都不是按照系统去规划好了再去做的，创作总跟着自己的感觉不停在变。一般都围绕日常生活，会受到生活中发生事情的影响。当安静下来后，再回想起来我就把它画下来。自读大学开始，丙烯绘画是我主要的创作方式。2010年5月的个展《时间释义–区凯琳的绘画》展出的是平面的作品。至2010年夏天的小型个展《区凯琳阅读室》及创作作品《如果可以不说谎11.11.2011》之后，创作开始逐渐去介入空间，使用更多现成品做绘画及装置。

《天注定》自去年在戛纳公映起，国内公众对此片持续揣测的结果仍然是无疾而终。《天注定》是沿着中国传统历史脉络书写的现代电影，谈的不是知识分子的文人传统，更多是绿林好汉或是好女子路见不平的仗义和野性。人物的移动依然局限在中国语境之内，移民在城市间行走，本世纪初贾对乡镇的感受仍然是一种加速的抽象，而十年之后农村和城镇已经不再是俗套的二元对立，因为城市已经赢了，对城市的经验或是想象已经是俗世的整体状况。题材又加入微博这一全民运动，举国的热点被纳入电影的框架，由此给出的信号是导演在尝试改变或者说扩大电影的理想观众，但实际的结果是贾把自己也放到了至少是年度十大新闻的行列。近日《天注定》的网络版已经出现，本刊重新刊载贾樟柯访问，原文于去年十月在纽约电影节期间完成。

周昕（以下简称周）：开始讲一下小玉的发型吧，不是一个当代的感觉。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我来解释一下造型的问题。造型实际上当时我们要结合的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胡金铨《侠女》的造型，发型和衣服的组合，观念就是服装每一件都是现代的衣服，但是组合起来要像古人。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参考就是京剧《野猪林》里面林冲受审的服装， 红裤子， 很刺激，我很喜欢那个造型，上面是白色的打底的衣服，下面是红裤子。整个人物造型除赵涛之外，第一个造型姜武是照着鲁智深做的，王宝强是照着武松做的。

周：带了一个公牛队的帽子。

贾：对对对。但都是现代衣服，也是个

“90后”艺术家高露迪的作品具备了超越其年龄的成熟与多样性，他的画作中颜色与形体的变化所透露出的机智与思辨使其成为同龄艺术家中的佼佼者。在这篇访谈中，高露迪着重探讨了自身学习的经历以及在创作中对于造型问题的反思。他的个展正在上海的J画廊进行，展览将持续到4月8日。

很多人问过我，你的绘画趣味是如何养成的，或者哪位艺术家对你的影响最大。其实我很头疼这样的询问，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而且也很难总结出来。我只能谈谈之前我受到的美术教育，这中间可能会有些许的答案。

小学五年级（2002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艺术史，之前还在学校和家里用钢笔画着各种速写。那年暑假我认识了一位央美毕业的老师，他让我去买一本《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并且告诉我书籍对于我个人的重要，以及这本书里就是外面的世界。同时我拿起铅笔开始临摹丢勒和荷尔拜因，听着老师给我讲马蒂斯和罗丹的线条。一年后，我买了亚麻布、内框和油画颜料，自己刷乳胶和底料临摹了一张毕加索的油画，成就感十足。紧接着初中的到来也伴随着青春期的逆反。通过对艺术史的阅读，初中三年期间大卫、安格尔、德拉克罗瓦、特纳以及整个印象派进入了我的世界。我开始迷恋特纳的画面质感，马奈的笔触，莫奈的色彩以及德加的准确造型。与此同时，在课上我也拿起小纸片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很有趣的是2004年我去北京看了中国美术馆的印象派展览，使我对原作的认识更加鲜明。高中如愿成了艺术生，但这三年里我几乎没有动笔，只是用眼睛去阅读我心目中新的偶像：达利、蒙德里安、莫迪里阿尼等等。之后2008年去中国美术馆看里希特大展，使我重拾了对图像的兴趣。上了大一，开始自己租房子画画，对霍克尼和培根这两个英国佬爱不释手，巴尔蒂斯的绘画质感也使我从新看待架上绘画。我的绘画在大学四年中自我生长，半年一变化，从中我也度过了最美好的四年。这就是我接受美术教育的故事。

日本新生代艺术家尾家杏奈（Anna Oya）毕业于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绘画专业，近期在杨画廊的双个展“治愈”中，杏奈忧郁晦暗的大幅绘画在昏黑的展厅中，呈现出异样的生命力。2012年杏奈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北京驻地交流项目，本次的展览正基于艺术家那段时期的生存体验和绘画创作。展览将持续到3月22日。

在北京的驻留机会使我能更加投入油画创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创作大型组画。宽敞平坦的工作室使我能将十幅画摊在地上同时进行，我经常让稀释过的白颜料在画布上流淌，完成一幅后转移到另一幅重复这个步骤。每幅画要干透后再画以得到平滑的层次感。

在杨画廊展出的绘画的主题是“水”和“黑暗”。这批作品的确比我之前的作品更暗，这是来中国前就决定好了的，我想扩大作品中的黑暗。但是关于水的想法是来中国以后产生的。水存在于大地与天空，也充满了人类的肉体，水使世上各个容器彼此流通。对于我来说，水是人们交换个人记忆的载体。自从来到中国，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饮用水的供给，我不能像在日本一样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了。我时时思考着日本的水和中国的水的区别，人与水的联系以及水对于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驻地创作是从五月到七月，纵使夏日炎炎，但降雨颇丰。我就常常坐在工作室里一边听着屋顶的滴答声一边画画，是平时的这些经历给了我灵感。

之所以我的绘画世界不平静，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无法空想出一个美好灿烂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原因是奇特的体验有

去年秋天，在军械库艺博会宣布“聚焦中国”的酒会上，初被任命为策展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 Tinari）回忆起十几年前北漂的情形：在派对上介绍自己是个驻京艺评家，基本没人搭理。但截止到Standard酒店顶楼派对的那晚，中国当代艺术在纽约的呈现与关注依然相当有限，有质量的展览、收藏与画廊屈指可数，又难免淹没在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奇观式”的密集观察以及一波波人傻钱多的投机之中；新美术馆和PS1令不少人抱有过幻想，却基本上冷淡审慎，或者毫无头绪。早春三月，处在评论风口浪尖上的大都会“水墨”展仍在进行，古根海姆的汪建伟个展在即，值此机会在聚焦单元中将中国当代艺术界作为体系抽样呈现，尤其挑选一些从未在纽约露面的“有想法的”艺术家（包括宣传册中醒目的“On/Off一代”），此番苦心还是很值得点个赞的。

周三中午开始的预展人流如织，看起来丝毫不受超互联时代——Artsy简洁流畅的线上预览搭配Instagram和微信上的群体刷屏——或者五月份Frieze艺博会威胁的样子。展场中心赫然矗立着刘韡最具标志性的装置系列《仅仅是个错误》，因为毗邻休息区，不少VIP们倚在上面享受着咖啡时光；而特别委任艺术家徐震用甜腻缤纷的油彩图案（“天下”系列中用裱花工序堆积出的油画颜料）装饰的一辆C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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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人安•劳特巴赫（Ann Lauterbach）的推荐下，我读了阿瑟的《寻常物的嬗变》（1974），之后去了他在西八十街的纽约工作室学校图书馆做的一场讲座（1984年）。当晚，我是首次听说了《艺术的终结》，起初我误以为是关于绘画已死的讨论的延伸，我以为自己要再次被告知不要奢望作一个画家这样的美梦了。但是阿瑟的评论却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有种自在解脱之感。他关注的是人与艺术的互动。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

当我和别人看艺术时，作品呈现的方式和它真正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就好像人们通过别人的眼睛和思想看待艺术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所以和朋友去看展览或去博物馆是非常有趣的。阿瑟是我这些艺术之旅中最喜欢的同伴。

他勇敢无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和他一起看艺术作品，我就被带到了大胆的领地。

2003年，我去哥大参加一场关于阿瑟文章的研讨会。前一晚，在庆祝晚宴上，我能看出他的哲学家同事们对他的真挚的尊敬和温暖。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活动的礼节，所以第二天当同样的这群人攻击阿瑟的思想时，我感到特别吃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对于哲学家而言，这样的攻击是一种尊敬。阿瑟，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靠在一边在我耳旁低语：“他是真想扒了我的皮！”与其他艺术家朋友一起，我们围圈坐在他身边维护他，但他并不需要我们。每场阐述之后，他就站起来，即兴回答，对于他所笑称的那些“鞭笞的花”完全免疫。

景元斋主人高居翰先生去世的消息引发艺文界人士叹惋唏嘘，高先生也许是百年来首位在国内艺术界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并且得到认同与礼遇的海外汉学家。随着古美术热升温，高居翰先生著作相继由三联出版，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当代艺术从业者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了解最早是通过他的著作窥探到些许端倪。高居翰的研究其实一直充满争议，但由于他出色的写作能力与想象力还是征服了大批读者，他所开启的全新维度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意义可谓深远。

我最早读到高先生的书是上海书画出版的简装本《气势憾人》与《山外山》，当时的感受是新奇、困惑。新奇的是书中所描述的观点闻所未闻，困惑的是高先生的研究视角对我的古美术认知是颠覆性的，从根本上还是难以接受。由于他文字流畅耐读，给予我很大的乐趣，所以之后又继续读新翻译的著作，随着自身眼界与认知的提高，对于书中的内容观点就有了自己的判断。

高先生喜于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来切入古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分析画家、作品、经济、政治等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原被埋没画家的生活情状，这可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旧日风华，读之趣味盎然。如此写作研究方法在《画家生涯》中发挥得淋漓精致。就个人角度而言觉得这是高先生最有趣的著作，他巧妙地回避了自己在作品理解力与中文阅读上的短板。书中“金农及其代笔者”一节分析了金农的信札：“金农在一封致友人的信笺中因未能交付所求画作而道歉，并辩解道他的学生兼代笔者罗聘近来颇忙碌，且当

塞利纳在《茫茫黑夜漫游》里用了很多圆点，在词与词之间，在句与句之间。塞利纳说，这些圆点就是语言的枕木，让他的词句得以行驶下去。雷乃在《广岛之恋》中发现的被认为开创现代电影语言的蒙太奇手法，也正是为杜拉斯剧本中人物的内心旅程铺设的枕木。

杜拉斯专注于将个人的内心体验与时代动荡并置，在《八〇年夏》中可以看到，她试图面对（或制造）外部与内部之间的罅隙，然后尽力将双方拉近这个空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正偏差值。从这个方面来看，影片《广岛之恋》可以被粗略地分为两个部分，从外部（广岛原爆）进入，再从内部（少女往事）走出。影片中最大的危机出现在中段，男女主角险些被游行队伍冲散，女主角终于“进入”历史之中，但却遭遇了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巨大裂缝，她也由此暂时抛开了对广岛的探寻，开始追索个人的往事。

女主角在到达广岛之后就被拖进了静止的时间之中，而男主角正是引领女主角回到日常时序的存在。当然，女主角最后并没有真正回到日常，时间的流逝成为了影片中唯一“真正的”日常，而这个日常在它的样貌上却是被重构出来的。甚至可以这样讲：《广岛之恋》是一部关于“如何让时间继续走”的电影，雷乃铺设的枕木在不断拨动时钟的指针。

在杜拉斯看来，一个人的历史是没有的，不存在的，人时时刻刻都在以内心于时代中的体验来重构自己的过往。这一点在杜拉斯自己后来的电影作品中逐渐走向极端，比如在《毁灭，她说》中人物与人物叠加、语言与语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