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九届里昂双年展“归零——尚未命名的十年”吸引了大量国际宾客。一向以奇思妙想著称的策展人Stéphanie Moisdon和小汉斯（Hans-Ulrich Obrist）这次也不负众望，推出了一个顽皮的理念，把整个双年展做成一场大型游戏。为了让游戏更好玩儿，他们还要求四十九名“玩家”，大部分都是国际策展人（包括我在内）问答以下问题：“你认为，这十年来最重要的艺术家是谁？”然后按照得到的答案邀请被选中的艺术家参展。第二拨玩家——由十四名艺术家组成——应邀再选择一批艺术家参加附加部分的展览；例如Saâdane Afif就借此机会推出Nantes的Zoo画廊旗下大约四十名艺术家。法国主要日报的专栏（典型地跟国际潮流步调不合）并不买这种模式的账，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双年展的理念说得一钱不值，称其缺少“诗意”（《世界报》头版标题是“既无信仰又无选择的双年展”。）倚重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做法被认为是完全不合时宜的。Harald Szeemann（注：著名策展人，曾策划威尼斯双年展）肯定在坟墓里不得安生。

星期一下午，我到达La Sucrière（双年展的四个展场之一）。第一站是我自己挑选组合的部分，其中Christian

上周晚上去一个画廊开幕式的半路上，那是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盛大开幕的前夜，突然莫干山五十号短暂停电了，刚刚从浦东国际机场奔出来的vip们和上海本地的活跃人士都在这份夏末的细雨里聚在一起。这是无数个片断中的一个而已，显示了在每日的现实之下渗透出的那种不可言喻的集体性焦虑。不经隐隐发问，有可能吗，如果有一日闪闪发光的中国当代艺术景象也会这样毫无警示和歉意地突然走向黑暗？

当然，苏州河畔的仓库里，电很快就又来了，大家都跑去看那些平淡无奇的作品，计文宇的雕塑，穿着西装的男人手持着巨大的花朵（在香格纳画廊）；舒勇的雕塑作品，就是那个小小而有着巨乳的女人（在东廊画廊）。

在和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的评委喝了一杯咖啡之后（我作为巴塞尔的中国顾问本周的工作是负责他们的考查），我和收藏家Tim van Housen夫妇去了画廊家林明珠（Pearl Lam）举行的私家晚宴，先是为Sam Keller的接风酒会，然后在她那六十四的餐桌上进行了传奇式的晚餐。

各种声音另人茫然不知所措，也许每个人都在自问：这里是否有点声么是值得回忆的？曲线是走高还是走低？就像这一博览会的中文简写"上当"——第一个字表示上海，而"当代"又有可能意味着"被欺骗"。

“我很高兴最后没有完全失败，”在他为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南耳堂设计的彩色玻璃窗的揭幕式上，Gerhard Richter这样说道。经过一段漫长而且不乏艰辛的制作过程，这些玻璃窗终于完成。Richter的谦辞引来在场的记者和市民一阵轻松的笑声。“我们的讨论卓有成效，”大教堂的主要建筑师Barbara Schock-Werner肯定道。他也承认委员会本来希望用一种更传统的设计，在窗户上展示20世纪殉道者的形象。但当Richter从构思到完成花费长达五年时间的抽象设计在上周六与公众见面时，在场所有人感到的似乎不单单是满意，甚至有些兴奋到脸红心跳。网格状的窗玻璃由11263个彩色方块组成，共有72种不同的颜色。

窗户设计跟科隆大教堂搭配得非常好，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新窗户看上去漂亮极了。明亮的夏日阳光透过窗户，点亮这一片绚烂的色彩，非常震撼人心。”科隆市市长Fritz Schramma激动地说。“Richter的作品本身就是一曲光的交响乐，为我们揭示出上帝造物中的美和其中不可思议的秩序，而且从情感上能够跟教堂建筑联系起来，”主教Josef Sauberborn在奉献礼上补充说。上一次艺术界如此明确一致地推崇一件作品是在2003年，当时Olafur Eliasson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上演了同样规模巨大的一次“神圣介入”。

作为艺术家赠送给他居住了近

自从1969年Led Zeppelin乐队在Edgewater旅店的“甲鱼事件”以后，旅馆淫逸成了好事者和名人的社交礼节。这种公然破坏一直流行到现在，却刚传到画廊圈，实在让人吃惊。（Adam Dade和Sonya Hanney的作品“旅馆堆物”不算在内）。Dan Colen和Dash Snow以在Deitch Projects里的装置向反文化英雄主义致敬，这件《巢穴》再造了仪式化的“鼠窝”：他俩在一旅店房间里撕碎电话本、在乱糟糟的屋子里打滚，磕药直到自己感觉成了老鼠。这样专心纯粹地“动物化”一定会让Deleuze和Guattari亢奋起来。

由于严格控制了观众人数，上周二《巢穴》的内部预览变得特别私密，总共50个人。据官方统计，这比制作这件庞大作品的人数多了5倍。作品制作的照片几周前就上了Deitch总监Kathy Grayson的MySpace博客——从30个Pratt学院的学生为装置打地基而撕烂2500本纽约黄页到“15个艺术家同行”为让这作品充满欢笑和灵魂而搞怪。“太棒了，不是么？”穿着牛崽裤和蓝色棉衬衫的Jeffrey Deitch神情放松，拉我走进他Grand街的空间。“要控制这点人数真不容易。”

现场的滚滚纸堆里尽是羽毛团、难以辨别的污秽和液体（大多是小便和酒水，尽管有人希望至少有点血和精液）。棍子瓶子捣破了假墙，而用一道道神秘液体画出的涂鸦占满每寸墙面。其中一个就像是简洁版的Richard

八卦消息在外省传得最快。所以还有什么地方比巴塞尔美术馆馆长彼得·汉德申（Peter Handschin）和LISTE 赞助人弗朗索瓦·古茨维勒（François Gutzwiller）组织的晚宴更适合八卦呢？周四的宴会在瑞士乡村一座略带田园风味的时髦庄园内举行，共邀请了两百多人，大部分都是欧洲艺术圈的贵族。也许话题内容没那么带劲儿（或者至少人们躲在一边用德语低声嘀咕的才是真正的内幕消息），但数量绝对够多，就跟现场似乎取之不尽、吃之不竭的鼓丝鼓丝面和准时补充的烤辣椒一样储量丰富，而且服务生都不怀好意地格外性感。发达的通讯技术使身在大巡游其他各站的信息员几乎能即时发布最新进展。手机此起彼伏的振动都在重复同一个消息：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办砸了。第二天就要坐近五个小时的火车从巴塞尔赶到卡塞尔，这时谁也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没什么能让我们停下脚步：我们飞越大湖可不是冲着手提袋来的。

如果你先一头栽进了威尼斯或者巴塞尔颓废的吵吵嚷嚷中，那么文献展——姿态严肃（多么德国！）而且私人派对出奇地少——常常让人惴惴不安。“大家都不愿意去文献展，”一位纽约艺术商人说。周五下午我们到达卡塞尔，这时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雨中的小城看起来阴郁又潮湿。卡塞尔曾是启蒙运动的堡垒城市（文献展的主展场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是欧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二战后经历了大规模重建。这是一座不平衡的城市，阴沉简朴的建筑群跟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上周一清早，我从巴塞尔慕罗兹•弗里堡国际机场出来后就直奔麦赛展览中心。艺术史学家Boris Groys在“巴塞尔对话”里的讲座已经开始了。我偷偷地溜进大厅，找到和小汉斯共同组织这一系列讲座的Maria Finders，告诉她马上让Groys和其他两位发言人卡巴科夫夫妇（Emilia&Ilya Kabakov）下楼来照相。这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总监Samuel Keller和评论家兼策展人Stéphanie Moisdon召集的活动，用的是安迪·沃霍尔式的宝丽来相机，名为“勇敢的和美丽的”。“那边的老头儿老太太是谁呀？”进门时一个摄影助手问我。得，又一个巴塞尔艺博会上的新人类，与其说他们是艺术爱好者，不如说是潮流追逐者。“那是卡巴科夫夫妇。”我回答。“真的？卡巴科夫是谁？”

周一晚上有四个卫星展同时开幕——LISTE, VOLTA, Scope和bâlelatina——接下来是在拜勒基金会博物馆举办的派对（NetJets主持）和满城的时髦餐会。我选择了在“艺术无限”对面大会议厅里举办的年度瑞士艺术奖颁奖典礼。今年大家的情绪不是很高。多数参加者都觉得备受指责的美术联盟委员会在今年双年展上表现平平。委员会还负责确定代表瑞士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名单。好几家报纸刊载了艺术商人Eva Presenhuber的批评文章，我们也知道艺术家Ugo Rondinone 和Urs

星期三我走进军械库的土耳其画廊区，迎面看见一个液晶屏幕，上面用明亮的橘红色显示着“抱怨”（COMPLAIN）一词，你可以想像当时我有多兴奋。但接下来我看到了作品（创作者：Hüseyin Alptekin）剩下的部分：这是一组大型装置，由很多宜家样品间一样的小房子构成，灵感来源于西亚一种特殊的餐馆格局，作品上方还悬挂着另外一个屏幕，上面显示的词是“不要”（DON’T）。

实际上，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星期二下午刚下飞机就发现行李不见了，去失物招领处登记时看到维克斯纳艺术中心总监Sherri Geldin也在那儿填表，但几个小时（再加上三百美元的“水上的士”费）后，我成功地找回了行李箱，在华灯初上时赶上了我的第一场威尼斯派对。和艺术界无数其他社交场合一样，晚会上到处是世故迷人的男女，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数夜风流的老情人都在此刻重逢。大家知道，接下来的七天是艺术当家，客人得大口喝酒，夜晚会越来越长，储备不够绝对不行。

当然，背景变了，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虽然Rachel Lehmann和David Maupin经常为他们的艺术家举办派对，但在圣马可广场对面的威尼斯湖上用米索尼（Missoni）家族的游艇做派对场地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派对的座上宾——这次是Tracey Emin——也很少躲在一边蒙头大睡，让光鲜亮丽的客人们吃喝自便，其中包括摄影师Mario Testino和Juer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