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说，比如现代主义，它对应的是一个比较公共的东西，哪怕它的态度是批判的或者颠覆的，包括中国以前也有这种东西。我觉得现在包括西方，包括中国，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我们无法再去对应——谁都不是主流。整体的文化公共性消失了。电影可能还好一些，它有自己的铺陈关系，按我的说法，它是“复数”的。一幅画其实不具备这种关系，它就是一张画。我认为如果讲到绘画本身，现在存在最有效的方式是复数的，画和画之间整体构成一个空间，再用这个空间去支撑每一张画，每张画对应的“公共”其实是这个空间。从某种角度来说，一幅画并不重要，它是一个连接结构的点。我其实想要强调的是结构方式。想要这么做的前提就是，作为当代文化来说，独幅的绘画已经比较无效了，因为没有公共的参照系了。我觉得工作起来有意思的是，图像间是互相反映的，是从现实里来的。我是在做一种结构——我怎么连接这个世界：这个图像和那个图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改造图像，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一个进入另一个，在其中找到一个合理性。这个过程中原始图像开始变异了，结构关系就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张慧

“广场”是张慧过去两年的工作报告。我们惯常以展览作为划分

一年一度的“艺术北京”如期而至，但当日去博览会看作品兼顾社交的人群明显被“分流”：一部分人被林冠画廊傅丹（Danh Vo）个展的开幕所邀请，去Temple吃高大上的晚宴，另一部分人则在为稍晚艺术家张鼎于香格纳北京空间的“一场演出”做着摇滚的准备，故在家养精蓄锐。继而，这种分众效应所影响的不只是“2014艺术北京”，当晚整个北京艺术圈的人流都似乎在“多”与“少”之间进行着某种颇有意味的涌动。

在博览会现场“难得”见到一家韩国画廊（PYO GALLERY)，展位里摆出了金准植（Kim Jun Sik)在高丽纸上画的照片级写实油画，其中一幅将“喜羊羊”同“猫和老鼠”放到了一块，虽然两者都是扭曲儿童世界观的好伙伴，但看后还是令人捧腹外加不寒而栗。与画廊工作人员几分钟的聊天里，免不了谈到韩系画廊的生存现状，高频词都是“都走了”，“也快了”，以及“那他们去哪了呢”，“他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凯撒贝塞什（亚洲）艺术中心占据两个展位，入口处在播放蒋志的“阿娇”录像。后来听一位艺术家介绍说，这个具有地中海古典名称的艺术机构其实是做新工笔起家的。“以前做新工笔，当时还比较便宜，运气好，收了不少，现在再做点别的。”由于我们的对话中多次用到“做”，而这种“做”又能在“艺术北京”上找到相应的现实结果，故而排比的听觉快感使人产生了造句的冲动：博览会上，机构（画廊）可以做一批作品，可以做一批艺术家，也可以做一批作品以及艺术家；既可以做艺术家的作品但不做艺术家，也可以不做任何作品只做艺术家。

离开“外滩三号”后，我从2012年起就有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做一些外面的策展项目，也出版一些东西，比如今年出了这本关于徐冰的书（《关于徐冰的地书之书》），同时也在做一些独立代理（independent dealing）的工作。我觉得与其用我自己的名字去做事情，不如把它扩大一点，找到一些合作的朋友，所以我们有了MABSOCIETY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策展办公室或者策展机构（curatorial studio）。一开始我们的办公室是朋友给我们免费用的，在一个写字楼的23层，但一直都不是很适合我们，比如吊顶、日光灯什么的；后来也赶上了房子到期，我就觉得我们该换个地方。然后突然这个地方（BANK，位于外滩的前银行工会大楼内）就出现了，我本来没想找一个做艺术空间或者画廊之类的地方，但一直都想找一个小的项目空间，可以做一些实验性的项目，可以摆出来一些作品，一个又能工作又能玩儿的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位置好，空间比我想象得大多了，这里又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除了展览以外你还可以看这个建筑。我觉得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跟其他同规模的城市相比，包括北京，艺术活动不是特别多，两三千万的人口，艺术气氛还是比较低调，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老的国营单位的楼，这个楼现在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稳定，不知道我们能在这里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个楼什么时候对外开放或者要装修。反正能留在这里我

阿斯巴甜小组的命名来源于英文Aspartime，借用他们在微博上的小组介绍“阿斯巴甜是专业非专业的全天候兼职的明确未知的艺术活动、计划、项目”，自2012年成立以来，阿斯巴甜一直以网络为创作平台，2012年借由微博他们展开了“Update微博计划”，2013年阿斯巴甜入驻淘宝展开了“Aspartime收藏计划”，以每件两元的价格出售艺术创作相关图片或方案。近期在应空间的展览“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是以他们的“idea”系列作为串联的一次线下落地活动，展览邀请了来自不同背景的23位参与者共同创作完成。

我们是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我们的专业都与艺术相关。回国后在几次聊天后，还是决定做成立一个小组，去消解掉一些太过于个人化的东西，我们的淘宝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设的，现在你能看到“Update”、“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和“idea”这三个主要的系列。Update是回国后最早的一个项目，那时我们的工作模式还是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方式，就是我们将一些日常物品组装成小型装置，再进行摆拍，每天将拍摄的图片作为成品发布到微博，现在淘宝网上以每件两元的价格进行销售。在之后的这个系列“是什么让今天的生活如此不同，如此富有魅力”中，我们以纯文本方案的形式，虚拟了一些人物并讲述他们做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打造艺术家的高级定制项目，就是找到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普通人，为他量身定制属于他的艺术家形象并将他推广到公共视野中，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还只是一个玩笑，从未实现过。“idea”系列更像是“Update”的升级版，在这个系列中我们的态度逐渐明确。我们将方案卖给别人，让渡了我们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让别人实现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做我们的作品。

“很高兴大家都来了！”十五足岁的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创办人、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Uli Sigg）先生言辞朴素却很动容。此时南浦大桥脚下的“电厂”大咖云集，群贤毕至，瑞士驻沪总领事史伦博先生（Heinrich Schellenberg），上海当代艺术馆博物馆（PSA）馆长龚彦，CCAA总监刘栗溧，香港M＋美术馆国际策展顾问李立伟（Lars Nittve），批评家栗宪庭，策展人李振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香港M＋美术馆高级策展人皮力等等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扛鼎之士相继入座，好戏即将拉开帷幕。

“如果说有七年之痒的话，那么十五年意味着痒了两次。”回忆起“但有机会不挑剔”的边缘时期，艺术家曹斐如是感受这十五年。虽说正值参与当代艺术的渠道何止“越来越多”的盛开之年，但由“半地下”状态开端的CCAA所经历的十五载春秋，也许正如希客所言，“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漫长却适度，足够交待得过去了。”至少，4月27日的上海踩入了春雨萧萧的节气，令情绪懊糟却容许感怀。

下午4点半，发布会现场的气氛已伴着曝光的微信逐渐浓郁起来。红底黑字“CCAA15” 前，有着中国古典艺术收藏及工商管理背景的总监刘栗溧女士以主持人身份陈辞: 概括宏大的十五年信息，关键词是公平、独立、学术；方向则是CCAA一贯秉持的“International”的深化；未来内容被形象地构筑为“三角形”——评奖、文献、沙龙 。“

日本电影巨匠沟口健二，曾凭借影片《西鹤一代女》（1952），《雨月物语》（1953），《山椒大夫》（1954），连续三年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的大赢家。尽管这些作品DVD在国际上发行过，但早期的很多影片却并不为人知晓。这一次，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以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为沟口健二做一场全面的回顾展，届时放映三十部尚存的影片（1923年至1956年期间，他拍摄了八十多部），大部分是35毫米，少部分是16毫米。这可以说是全城近期最为重要的一场影展了。

沟口健二之所以被誉为女性导演，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影片以女性为主角，而且在大多数的故事里，无论是战前战后，还是封建时代的日本，他都同情体恤女性的遭遇，对她们厚爱有加。与此不同的是，她的男性角色，几乎都是无情无义者，甚至包括《我的爱在燃烧》（1949）里面那位支持女性权益的激进头领。根据情节可以判断，即使在沟口健二那些失传的影片里，上述特点依然存在。起初他遵从的是“新派剧”（shimpa）传统，这种戏剧形式经常用于表现被社会环境和丧心病狂的男性所毁掉的自我牺牲的女性----女性受难的表现手法和视觉风格，将这种类型提升成高调悲剧，尤其是他晚期的影片。如果说他的故事里，大部分女人都是艺妓或街边娼妓，那是因为他心有戚戚，认为这样的环境具有一种象征性，表现的是日本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吞噬。

一些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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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德里克•贾曼开始拍摄《英伦末日》。《以卵击石:贾曼电影日志》（Kicking the Pricks）正是写于这部影片拍摄期间。书中汇集了贾曼的日记，访谈录，剧本札记，私人照片和剧照。作者坦诚地写下了个人的成长轶事，对电影与艺术的感悟。虽然这些文字与电影的拍摄几乎同步进行，但银幕上的癫狂极致，在贾曼笔下却几乎荡然无存，文章读来颇有一番“闲话把桑麻”之意味。

日记体的随笔，都冠上了小标题，看似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时过二十年，一切已淡然。在贾曼式的追忆似水年华里，他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的性经历。每段经历只是一个片段，貌似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在这种若即若离的气氛里，已过不惑之年的贾曼，写起青春时的那个自己，仿佛是隔着镜头去看另一个人：这个小孩不太合群，欲保持纯洁的身心，他认真学画，想画下南部平原的红土地。六零年代的英伦，恍如一个梦境：年轻人在舞池里听着披头士的音乐跳舞，结伴去老电影院里看帕索里尼的电影，学校老师翻阅着一本名为《嚎叫》的书，另类小圈子的集会一个接一个。写起这些，贾曼的笔调是轻松诙谐的，连在俱乐部与警察的冲撞，都带有搞笑与自嘲的色彩。

书中对父亲的长篇描写令人动容。很难说贾曼的性取向，是否完全与他有一个保守失职的父亲有关。其中多少有些瓜葛吧。他对这位男性家长的感情是复杂的，似乎是恨多于爱，确切而言，是恐惧与疏离，这其中还夹杂

川籍艺术家张小涛的创作实践围绕着新媒体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展开，并试图从中发掘出面对宏大主题时当代艺术所能提供的严肃思想方案。近几年在其绘画与动画作品中，张小涛对于精神、宗教、政治与社会等多种问题进行了图像层面的反思，这些成果在其于金鸡湖美术馆的大型个展“空影——张小涛作品（2009-2014）”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我们特别就本次展览与其创作经验对艺术家进行了采访。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16日。

对于我来说，“图像修辞学”是个人工作方法的支点，或者说是一个起点。艺术家往往是现实世界的精神转译者，转译的过程既是编码也是解码的过程，我在“通道”系列的作品中抽离地缘政治中的暴力事件图像，把这些图像重新“编辑”发生在诸如地铁、通道或机场等某一去掉地域特征的公共空间中，用蚂蚁的视点来观看这些戏剧化的场景。而当这些符号和图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之后，艺术家工作就有了转换的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的工作是依赖经验的，当我们丧失经验之后，还能有什么样的认识和实践呢？我试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图像和符号背后隐秘的线索，比如在图像结构，图像修辞，叙事逻辑上找到自己的脉络、观看方法以及个人视点，它们将会共同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场域。我希望在自己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形成不同的视点和方法，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证明的共同体。

我在

《刺痛我》大概定义“接地气”可能的一种含义，就是即便有再多天花乱坠的可能，想象力还是放在眼前即当下。这部动画电影广泛地被冠为“中国第一部独立动画长片”的历史标杆，也在法国昂西、荷兰动画节等多个业界规模最大的影像聚会中获得肯定，同时出现的是如雷磊、吴超等一批专攻这个门类且不断成熟的电影人和艺术家，在艺术空间和电影/视频节之间来回跨越。最终《刺痛我》在土豆网获得超过百万的点击，在至今还没完成正式DVD发行的情况下顺利抵达了国内观众，同时解决了盗版的问题，成为了一部“开源电影”。近日导演刘健结束了在纽约四个月的访学，临行前在多所名校再次巡回放映了《刺痛我》，本次访问在这次巡回期间完成。

周昕：因为这是三四年前的作品了，现在和你做这个访问，可能有些问题需要再问你一遍，这样最后整理的时候比较全一点。开始我想问您的背景，从《刺痛我》开始说吧。

刘健：《刺痛我》是我2007年开始制作的，是根据我1996年写的一个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整个故事框架结构和小说是一样的，因为是小说写好后的十年后了，所以电影把故事设定在2008年左右的南方，增加了当时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小说是单纯一点的故事，写的是年轻人的挣扎。没有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里核心的部分，就是主角救了老太送她到医院，然后被警察冤枉这一段，原来的小说里是没有的。

周：所以基本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你如何看写实和电影的关系，还是有很清楚的虚构性在里面的。

《窗户，镜子，桌面》（WINDOWS MIRRORS TABLETOPS）是美国摄影家卢卡斯・布莱洛克（Lucas Blalock）2013年出版的Artist Book，限量发行1000册。从书名来看，窗户和镜子一直被人用作摄影的隐喻，布莱洛克将其与“桌面”这一新鲜概念放到一起。很明显，作者对摄影史有充分的意识。（尽管艺术家本人的说法是，他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玻璃店里偶然发现了这个词。）说到“桌面”，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如今在其上可以对照片进行自由加工、修改的电脑桌面，后者可谓是对摄影现状的忠实反映。

实际上，布莱洛克对照片加工本身的强调几乎到了过剩的程度，懂photoshop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艺术家到底做了哪些改动：两张或两张以上的照片被漫不经心地拼到一起，从中甚至还能看出作者移动光标时粗糙的动作，最终成品宛如拼贴或抽象画。看到这里，我们可以说，“桌面”这个词跟里奥・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在分析劳申伯格的拼贴表现时提出的“平板”（flatbed）概念正好互相重合。

这些果真是照片吗？如今，没人会认为我们平时在广告里看到的模特的脸就是真实的写照，考虑到这一点，也许“照片是对现实的准确记录”这一共通认识到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淡薄。布莱洛克的照片将上述事实推到前台，令人忍不住联想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尽管后者将多重视角引入绘画领域，但自文艺复兴时期一点透视法确立以来，很多画家就已经在作品中偷偷使用这种手法。可以说，通过强调该手法中的不自然和矛盾之处，立体主义重新审视了绘画表现的惯例传统，同时找回了属于绘画的现实性。

来金娜2008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此次在01100001的个展《满满的空》展出的是她从2010年开始进行创作的彩色铅笔和圆珠笔系列的作品。平常生活于北京密云大山里的她大部分的时间都专注于劳作、绘画和阅读，这也让她的绘画有着恬静的基调，然而近期她的绘画由对日常事物的描摹走向了“向内表达”与对于“隐形的物象”的更具实验性的创作方向。

我毕业于西安美院国画系，最早选择国画一方面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艺术家的谋生问题。我想如果有一门手艺的话，平常就可以用空闲的时间去画自己喜欢的，其实直到现在，虽然我已经慢慢地开始进入画廊体系，但是我对于卖画这件事情内心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有时会觉得很内疚，因为我还是不想用物质与金钱的东西把它们量化了。

我的绘画中只有红黄蓝绿这些最为基本的颜色，这样可以削弱我绘画中的倾向性。因为我觉得我眼中的颜色和形态不一定和别人眼中的一样，通过选择简单的原色可以让我的绘画更客观。我现在生活在北京密云的大山里，在平时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除了在地里拔草、摘菜和收割，就画画和看书。农村的生活和劳动对我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本能的需求，从小我就出生在农村，小学三年级才到的北京。现代都市生活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亲近，我到现在都很少上网，手机也一直用着最基本的功能。网络上的大量信息会耗费我很多精力，因此我尽量回避，但这也给我身边的人们造成了不便。山里的生活会让人忘记存在的时间，不记得年月日，不记得星期几。因为一切都很简单，不需要以时间为单位来规划生活。现代生活的很多工具都会将我们自己分割成很多碎片，虽然看上去我们似乎获得了更多，但是这也让我们丧失了专注的能力，高频率的信息覆盖让我们几乎很难去只深钻一件事情。

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是一名艺术家，作家，教育者，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一直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女性主义批评。在此，她讲述了即将在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在洛杉矶的芝加哥：朱迪•芝加哥早期作品1963-74”，此次展览时间为四月四日至九月二十八日，她目前的展览遍布全美，包括在泽西城的Mana 当代，宾州佩恩州立大学的帕默博物馆，华盛顿的国立女性艺术博物馆，哈佛的Schlesinger图书馆，圣塔菲的新墨西哥艺术博物馆。Monacelli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她的新书《机构时间：工作室艺术教育批评》（Institutional Time: A Critique of Studio Art Education）, 并且也将于四月八日出版一部关于她的作品研究的著作《晚宴, 1979》（The Dinner Party, 1979）。

《晚宴》（The Dinner Party）给我带来很多关注，虽然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它阻碍了外界对我其他所有作品的认识。我创作量巨大，有一些在最近的“太平洋时区”（Pacific Standard Time）展览中有所展示，这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我的作品规模范围的兴趣。从1963年到1974年，整整这段时间我都在研究女性历史，研究我的前辈们，发展出自己的图像。我学中国画是为了用喷雾器时让画面尽可能更精准。女性是被历史消费的而不是被历史认可，我原先的计划是在盘子上画一百个历史上的女性的抽象画，取名《伟大的女士》（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