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2020.02.16

敌与我之间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为中国知识界所知，往往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现代的研究，尤其是其鲁迅研究和赵树理研究。竹内好对于鲁迅的一系列论述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以至于在学界被冠以“竹内鲁迅”之名。过去十多年内，国内论者有关“竹内鲁迅”的研究，也早就蔚为大观。不过，竹内好决不是一位书斋知识分子。1960年前后，他深深参与到当时抗议日本政府签署与美国的“安保协议”的民众运动之中，不仅连日参加集会游行，而且就时局问题在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写了数十篇文章，后集结为《不服从的遗产》（1961）。众所周知，当时的岸信介政府不顾民意反对，在1960年5月19日在自民党占多数的日本众议院强行就“安保条约”进行表决，并于次日通过。对于包括竹内好而言的民众而言，日本政府此举无疑是对战后宪法及其体现的民主主义政治的践踏；用竹内好极富争议的说法，政府和民众的对抗在这里呈现为“民主还是独裁”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保运动”进入高潮期之前的1959年4月，竹内好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题为《敌人》。在这篇文章中，他追溯了日语和汉语所共有的“敌”一词的含义，将它从绝对的确定性那里移开，强调其关系性的含义：

我认为“敌”这个词本来的语义中没有价值含义。“敌”有“仇敌”的意思，同时也有“匹敌”的意思。在相对的力量关系中，一方称另一方是敌，双方是在这种关系里才互为敌人。在中国，“敌”的反义词大概是“我”。（中略）日语里“敌”的反义词则是“友”。友是自己人的意思，那么此处或许已经包含着“敌”从关系概念移向实体概念的萌芽。不过，中世的武勋故事中，“敌”仍然被当作是平等的对立面。明治时代的军歌中，“敌”的用法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堕落。

书评 BOOKS 2019.11.12

固守知识分子的立场

最近，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岩波定本的中译本的刊行，将我们重新从这位思想家的“后期”著作《世界史的构造》带回了“前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前后”并不是以柄谷行人的写作生涯为尺度，而是以他反复提及的、自己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思想变化为界线。从“前期”致力于松动各种意义结构、试图从内部寻找“外部”和“他者”的努力，到“后期”致力于以交换样式为基准建构世界史体系，柄谷行人的思想历程在不同时刻予以不同读者启发，以至于评论家渡部直己将他称作“当代日本的小林秀雄”。

从这个意义上说，柄谷行人仍然是一位颇具话题性的思想家。近期由讲谈社编辑出版的《柄谷行人浅田彰全对话》收录了柄谷与老友浅田的六篇对话，跨度从1985年至1998年，以相当凝练的篇幅呈现出“前后期”柄谷行人的不同关注点和问题意识。的确，这一对话录涵盖的主题相当广泛：从天皇制和所谓“日本的东方主义”，到京都学派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异，再到两人对于当时日本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尤其是吉本隆明）的批评，两人的对话以相当快的节奏将各自在著作中展开的论述和观点和盘托出。

对于因《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对柄谷行人产生兴趣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尤其值得提到的一点是，在1993年的一次对话中，也就是在他阐述自己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理论多年之前，柄谷行人就已经指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而“毋宁说是对民族之形成的抵抗”（第129页）。尽管柄谷行人没有就这一话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如若将这一点与“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帝国的构造》、《世界史的构造》、《迈向世界共和国》等著作联系起来思考，想必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

书评 BOOKS 2019.07.09

“Nomos的主权”？

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往往认为日本战后宪法改变了日本的“国体”：不仅主权归属从之前的的天皇变成了日本国民，并且天皇从握有统治权的政治主体变成了一个“象征”。战后宪法中包含着的国民主权与传统天皇制的张力，构成了日本政治学界和法学界迄今为止面临的难题。

在诸多尝试调和“国民主权”与“天皇制”的努力中，尾高朝雄（1899-1956）出版于1953年的《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一书颇为值得关注。讲谈社学术文库于今年明仁天皇退位的时间点上再版此书，其用心更是值得推敲。作为凯尔森（Hans Kelsen）、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学生，尾高朝雄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法理学，其《实定法秩序论》、《法哲学概论》等书都在出版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与上述法学领域的研究不同，作者试图在其中解决战后日本国体的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在日本，国体一语在表示法律或政治上的国家基本组织的同时，也用来表示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国民道德式的情谊、维系君民的国民精神上的一体感等等。不过，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国体也预设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如果没有上君治下民、下民敬上君，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不成立”（47页）。如果战后日本宪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那么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将随之发生剧变，使得整个社会的根基发生动荡。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出现，需要着手对战后日本的法律和

书评 BOOKS 2019.03.31

天皇制的思想史

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宣布将在两年后退位，由此成为日本现代历史上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平成时代的落幕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于过去三十年的整个时代的回顾，而日本战后宪法第一条对于天皇的“象征性”身份规定，也重新成为了讨论的议题。有论者认为，战后由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主导的日本宪法界定的“象征天皇”，事实上与天皇自古以来的传统身份并无二致——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更进一步，将宪法规定的永久非军事化与德川幕府时期的和平秩序进行类比；但也有论者认为，“象征天皇”是GHQ出于对日本民众的心理情绪的顾虑而在民主宪法与天皇制之间寻求妥协的产物。在思考“象征天皇”的问题上，田中久文的《哲学思考象征天皇》（青土社2018年），可以视作近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一部具有概览性质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田中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明治以降日本知识界对于“天皇”身份、地位和职责的不同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数次重要争论。田中首先指出，“天皇制”一词来自战前“讲座派”[1]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在此之前人们往往用“国体”一词来称呼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而“国体”一词最初在这个意义上的使用，见于水户学的代表人物会泽正志斋的尊王攘夷论经典著作《新论》。其中，天皇被确立为国家统一的顶点，而实际的政治事务则由幕府掌握。天皇最重要的职责在于祭祀——而到了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天皇为祭主的国家化祭祀制度，就发展为“国家神道”并成为现代日本的“国体”论根基。

观点 SLANT 2019.02.10

王钦：2018年度最佳阅读

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这一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著，围绕文艺实践与社会主义革命、国家建设的关系——尤其是这一过程中包含的“去自然化”与“再自然化”的辨证环节——展开了一系列症候性阅读。作者试图从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指向、民族主义的中华文明指向、发展主义的工业和经济现代化指向等三个层面，追踪并展开这一时期文艺实践中“自然”具有的不同面相。就《社会主义与“自然”》涉及的文本多样性、论题的复杂性和论述的绵密度而言，这一论著甚至在近些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研读尝试中亦属罕见。而它借助“自然”这一概念范畴，将各个看似零碎、分散的议题整合在一起的努力，也为研究者从整体性视角考察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并从中提炼核心概念，展示了一个极富话题性的样本。

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三联书店，2018年.

作者批判性地考察了“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以及1930年代以降在日本思想界出现的“亚洲协同体”论述；就这一主题在国内的译介情况而言，子安的著作可以与已经为国内读书界熟识的竹内好关于“近代的超克”的论述构成一种颇为重要的对话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1941年举办的“大陆政策十年检讨”座谈会考虑进来，指出了人们在日本对英美开战前夕所感到的苦闷和悔恨，即便在日本学界对于“近代的超克”论题的讨论中，也是极其敏锐的做法。对于深入了解昭和思想史和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著作有着相当的分量。同时，对于如何把握竹内好的思想史意义，子安也给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示范。

书评 BOOKS 2018.07.31

责任与意志的语法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去年出版的《中动态的世界》（医学书院，2017）一书，可以视作对“责任”和“意志”观念的一次再探讨。不过，尽管本书的副标题是“意志与责任的考古学”，这一著作却不是对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史梳理，而是从一个貌似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所谓“中动态”这一语态的历史考察入手。通过“中动态”这一行为样态/语态，国分功一郎试图将“责任”问题带离主体的主动性/被动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此话怎讲？

一般而言，当我们谈到“责任”问题的时候，通常都预设了责任主体的意志和主动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能够凭借自身意志行动的时候，他才能够且需要为行为的结果负责。在这一认识方式中，呈现出来的行为样态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主动形式强烈诉诸意志的存在。这一形式强调的是，事态和行为的出发点是‘我’，而且‘我’才是原动力。这个时候，‘我’的内部所预设的便是意志”（22页）。这一主动/被动的行为样态，对应于语言中的主动态和被动态，似乎一个动作的主体/主语要么是动作的发出者，要么是动作的承受者。从这一二元对立框架出发来谈论主体、意志和责任，有什么问题吗？国分功一郎认为，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无法简单归之于“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样态的事情：例如，一个有毒瘾的人吸毒，他的这一行为的主动性在“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中与“意志”密切相关，这时候如何能够简单地判定其吸毒行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是否、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例如，当一个人被强盗威胁着交出钱财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主动的吗？他是否在遵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又该如何对此负责？

书评 BOOKS 2018.02.24

叙述与情动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长久以来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的论述，仍然可以视作切入这一问题的重要入口。他著名地将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于赛马的刻画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描写”尽管事无巨细地再现了赛马，各个细节却和小说情节整体脱节；而托尔斯泰的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对于赛马场景的“叙述”，则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卢卡奇因此认为，在把握历史和社会结构总体性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法，要比巴尔扎克式的自然主义高明不少。下面这段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视作卢卡奇从创作手法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对“叙述与描写”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卢卡奇：《叙述与描写》，选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59页）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

书评 BOOKS 2017.08.11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日本批评家东浩纪两年前写了本小书《弱关联》，去年就出了文库本（『弱いつながり』、幻冬舎文庫二〇一六年），热度可见一斑。这本貌似游记的书有个不太像游记的副标题：探索搜索词之旅。与许多名人学者访问游学外国后写一些“人文感想”截然不同，东浩纪将这本书定位为“启蒙书籍或自我启发的书籍”（159页）。通过将旅行和搜索引擎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东浩纪希望提供一种另类的“旅行指南”。

东浩纪的出发点，是当今网络信息技术日益发达（所谓“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的状况。由于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人们的交际手段和信息渠道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在东浩纪看来，网络实际上只会加剧既有的人际关系日趋僵化——整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网络是阶级固化的道具”（9页）。网络是“将人们所属共同体中的人际关系深化、固定，使人无法从中逃脱的媒体”（9页）。与人的直观印象相反的是，标榜公开、自由、流动的网络空间，结果形成的反倒是人与人之间的“强关联”，即对于人们既有环境的不断确认和对于差异的提前排除。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当今网络时代与过去熟人社会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不断以“偶然”和“公开”的面貌，遮蔽和维持着既定社会结构和阶层差异的现状。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社交网络平台：

推特上有许多富有的老板。关注他们的帐号，给人感觉是离他们近一些了。但这是幻想。不论看多少他们发的推特，都全然无法了解他们有多少资产、他们坐什么样的车、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真正真实的情报不会写在推特上。（32-3页）

书评 BOOKS 2017.05.14

战后宪法及其不满

2016年，尽管有大规模民众抗议和律师、宪法学者请愿反对，“新安保法”还是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标志着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同时也意味着自卫队参与国际事务的范围逐步扩大。这是安倍政府修改战后宪法的关键一步，以至于安倍晋三扬言将于2020年完成修宪，正式将自卫队的存在写入宪法。在此成为议题中心的，当然是宣告日本彻底放弃军事力量的“宪法九条”。不但日本国内，甚至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认为，正是“九条”使得日本自战后以降始终不是一个“正常国家”——逻辑很简单：自己没有军事武装，就必定得依靠美国，于是也就没有独立自主。如今迈向“正常化”国家的道路，似乎无可厚非；何况拥有军队和发展军国主义并非一回事。

上述想法，当初亲自参与制定日本战后宪法、担任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早就提出过：抗美援朝期间，他就提议日本应该摆脱“九条”的约束，但被当时的吉田茂政府拒绝了。不仅如此，在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哪怕怀揣修宪野心，也没有一个政党敢明目张胆地将“修宪”标举为自己的竞选口号。那么，为什么在日本右翼和一些中国人看来必须弃之如敝帚的战后和平宪法，被日本民众看得如此重要呢？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2016年出版的《宪法的无意识》（岩波新书）中给出的答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思考角度。柄谷行人认为，战后宪法之所以能维持至今，依靠的并不是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厌恶乃至罪恶感；因为如果是民众的和平意识守护着宪法的话，那么经过几个世代更迭，战后宪法应该早已被修改乃至放弃了。

书评 BOOKS 2016.08.17

集会：身体的政治维度

从“占领华尔街”到“太阳花运动”，从反对日本修宪的民众集会到反对台独的“帝吧出征”，近年来各种各样的集会和游行频繁地出现在新闻中，出现在网络上，出现在我们周围。民众上街了——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开游行，还是在网络上进行的虚拟联合，民众的“集会”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对于试图控制和处理民众集会的政府而言，还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政制而言。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迈向一种述行性集会理论的札记》（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2015，哈佛大学出版社）就显得非常及时。可以说，它为我们（重新）理解民众集会这一最基本，甚至是最原始的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政治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准备。

什么是“述行性集会理论”？巴特勒的思考承续了她早年关于性别理论的探讨方式：在《性别麻烦》等著作中，巴特勒始终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关于性别的规则性话语，而每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规则之中并身体力行的时候（例如，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穿着打扮），他/她就是具体地在“述行”的意义上对这种规范性话语进行（再）生产。将“述行”理论从性别研究领域转到政治哲学领域之后，巴特勒试图重新为“民主”政治的本体论状况做出阐释：在她看来，探讨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首先要做的就是区分“民主的政治形式”和“人民

书评 BOOKS 2016.07.21

Isonomia与“哲学的起源”

两年前，日本当今颇为活跃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出版了《哲学的起源》一书（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乍看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题目：要在不到三百页的单行本篇幅里把“哲学”的“起源”讲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单是“哲学”和“起源”这两个词，就足够分别讨论三百页。而在柄谷行人自身的思想脉络里，一部讨论“哲学”的书似乎也有些奇特：在完成了标志着思想转变的《跨越性批判》后，柄谷行人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后写就的《世界史的构造》一书可谓集大成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哲学的起源》系列连载始于2011年7月的《新潮》，可以说是紧接着《世界史的构造》（以及《阅读〈世界史的构造〉》）出版之后。在以“交换样式”为着眼点“重写”马克思的巨著完成后，柄谷行人为什么要转向“哲学的起源”这个看上去和他的思想体系相去甚远的话题？

据柄谷行人自己说，《哲学的起源》可以看作是对《世界史的构造》的一个补充，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在这部著作中，柄谷行人试图“探究”（用一个标志性的柄谷行人术语）的不是“哲学是什么”之类的抽象问题，也不是在古典学的意义上对哲学的历史进行知识考据；相反，对于“哲学起源”问题的讨论，只有被镶嵌在柄谷行人的“交换样式”体系中来理解，才不会见木不见林。简言之，《哲学的起源》的工作是，以爱奥尼亚而非雅典为中心，考察如何通过所谓更高层次的“交换样式D”（柄谷在上述多本著作中都提到过对人类社会交换方式的四种分类：A.赠与和还礼，B.掠夺和再分配，C.商品交换，D.X）），重新实现曾经在游牧社会中存在过的、以个体间的交换互酬原则为代表的“交换样式A”，以克服现代性状况下民族、国家和资本所形成的循环圈。就此而言，站在传统的哲学史立场上批评柄谷行人的具体论述，恐怕就难以打中要害。不过，我认为这也未必是说，脱离《世界史的构造》，《哲学的起源》就无法被单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