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末的帝都出现了闷热的黄梅天，傍晚零星的细雨时下时停。要不是第九届AAC艺术大奖在此颁发，夜入紫禁城游玩皇家后花园的机会近乎渺茫。 这时，景山公园正对面的神武门门口已经挤满了人，慌乱的工作人员在为每一位嘉宾及媒体签到，戒备森严的皇家后门儿顿时为该本土艺术奖项提升了逼格。第一眼见到的便是策展人、美术史学家吕澎老师， 在简单寒暄并互加了微信后，大家一同沿着红墙琉璃瓦西去，移步建福宫。

平日逛故宫总是以御花园收尾，乌央乌央的游客们挤在那对龙凤槐前面合影的景象与安逸优美的建福宫着实无法媲美。话说，建福宫修建于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皇帝将他最钟爱的珍奇文物收藏于此，并经常在花园内写诗赏画, 这里也是溥仪皇帝最爱的去处。 踏入宫里的第一步着陆在黑丝绒的地毯上，莅临嘉宾们正在背景墙前留影。沿着翻新过的红漆长廊来到了延春阁前的花园中，白立方的Laura Zhou 与藏家张兰正在攀谈，藏家唐矩带着女儿及友人也在一旁聊天。在延春阁前的石梯下，见到了艺术家、策展人秦思源和武汉艺术总站的创办人林沫汝女士。思源很快地进入主题，“今年被提名年度成就奖的艺术家何岸声称今天不会出席现场，他说要表现一个态度，拿奖对艺术家有什么好处？”但是貌似在被忽悠说获奖者是他之后，何岸还是出现了。“徐震来吗？”，“他懒得过来。”

因为距离颁奖仪式还有半个时辰， 不如小游花园来打发时间。踏入延春阁内， 我才顿时发觉，

“历史并不是靠一点点被挖掘还原的，而是排山倒海向我们碾压而来。”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参展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开幕期间某晚宴上如是说。虽然原本在谈论垃圾信息必然成为人类文明最庞大的文档，但我觉得这话也适用于威双本身。“全世界的未来”（All the World’s Futures）主题宏大，且以复数形式告诉我们这种 “未来” 的多重性。不过对于策展人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而言，“多重”在威尼斯向来是实实在在、避无可避的。主展136位艺术家、89个国家馆、44个平行展和无数外围；缓缓沦陷的城市中密布的小道和水路，历史时间和政治现实交错之下的当代艺术。奥奎所招唤的未来中必然游荡着历史的孤魂野鬼。

六号下午抵达军械库（Arsenale）主展区时，已有大波穿戴考究的媒体人和艺术从业人士沐浴着阳光海雾向其他展场奔袭而去。对于如此大体量的主题展，三天的预览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入场处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霓虹灯拼字装置——“爱”,”人类”,”死”——定下了强烈的存在主义基调。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的新片《灰烬》（Ashes）将2002年拍摄过的一组的镜头反复重放: 肢体健美的格林纳达非裔少年Ashes在镜头前出航、嬉水，音轨中却是两位朋友在讲述他短暂一生的际遇和工匠砌筑墓碑吟歌下葬的过程。同一展区中还有艺术家曹斐的《La

无论是美国的常青藤学府还是英国的牛津剑桥，历届毕业生中的精英人士以自己的名义为母校捐赠教学楼，或命名名誉教授的席位以及各类学科的科研基金，以回报为自己的成功之路奠定坚实基础的母校，已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各所知名院校也因其学子的馈赠，提升并巩固了学校的荣誉及声望。国内各大学府当然也无例外，尤其是90年代后，改革开放后一代学子纷纷出国，下海，历经大浪淘沙的创业艰辛并最终取得骄人成就。有人说，90年代是个有点子就能开公司的年代，但并非所有怀揣点子的企业家们在早期都能预见到文化产业的实力，或在玩转商机的同时抱有尊师重教的人文关怀，从这个角度说，在母亲节这一天为母校建校120周年之际捐赠一所艺术博物馆史无前例。不同于国外捐赠者，陈东升，泰康人寿、宅急送以及嘉德拍卖的创始者，却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美术馆，而是以其父陈万林的名字，在表示对父辈的敬仰与感激的同时，亦给予母校育人树才以更贴切的寓意。

五月的武汉大学早已沉浸在初夏枝繁叶茂的葱郁中，依山傍水的校园里，富有时代感的建筑群落及知名学者的纪念碑承载了自清末至今的悠久校史与人文风貌，而斥1.2亿人民币巨资建成的万林艺术博物馆坐落在校园中央的图书馆旁边。由著名建筑设计师朱培设计，外观看似石板质地，凹凸不平且具有反光效果，据泰康空间策展人苏文祥透露，此表层的材质为铸铝板，整体造价高达2000万元。从效果图看，着实如一块飞来石，落在东湖畔与珞珈山脚下。将这样一座当代性的建筑称为飞来石，源于陈东升在校时期的一则典故，在开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一典故又重新被武汉大学现任校长李晓红提起：陈东升早在武大就学期间就于珞珈山顶的一块石头上刻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始”字。四年前策划美术馆落成一事时，陈东升曾与李晓红前往山上重新寻找这块承载历史意义的“初始”，李校长当时激动亢奋的心情还曾在山上为此景高歌。

万隆会议当然发生了：4月24日，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亚非多国领导人再次齐聚印尼，为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派对。在一张来自网络的图片中我们发现，习近平与彭丽媛居于画面正中，与其他国家元首们在万隆街头并行一列，款款而行，步履从容——其实这种用长焦镜头制造的去景深化效果，亦在几个月前的巴黎街头使用过一次：因为《查理周刊》事件，西方领导人手挽手沿着巴黎的林荫大道前行，肃穆且满含幽怨。景深的消弭，前景对图像的全权把控，无异于某种“造像”或者“代理”行动，一种大历史写作的正确修辞，抑或针对“前进”这个行为的图像学定名。我曾长时间混淆两个词：团结（solidarity）与孤独（solitude），却又认为这错乱中必然暗藏了可“解构”的玄机：团结似乎必然意味着对不可团结者的孤独，友谊则是针对“外来者”的敌意。《查理周刊》与万隆会议的关联是什么？也许就在于这种团结与孤独间开展的新一轮辩证。“一带一路”/亚投行式的团结，恐怖主义带来的团结，可能开启的都是针对他世界孤独的程序。

让我们回到另一张图，1968年巴黎街头的青年学生们采取了同样的造型，眼神中吐露的意识形态配方却是如此混杂：毛主义，托派还是无政府主义？团结/前进在当时更多指向某种需要即刻实现、无比迫切的政治体验，为之亟需动员自己与“一切”的关联并激进构型出一种“关联性”的政治主体：开动一架由越南战争、文化大革命、巴黎郊区的工人运动以及大麻与性解放组合而成的欲望机器（machine

“1865——伦敦皇家咖啡厅酒店落成；1915——红磨坊毁于火灾，伏尔泰酒馆在苏黎世诞生；1965——丽莎·明奈利首次亮相百老汇；2015——‘紫罗兰蟹’（Violet Crab）在伦敦开幕”，新闻稿这样写道。此次在大卫·罗伯茨艺术基金会（David Roberts Art Foundation）举办、由米洛万·法兰那托（Milovan Farranato）、文森特·奥诺雷（Vincent Honoré）和尼可莱塔·兰贝图奇（Nicoletta Lambertucci）策划的展览“紫罗兰蟹”，将一种明确非实体性的表演形式“卡巴莱”（cabaret）以实体作品形态呈现。

就在伏尔泰酒馆揭幕的一百年后，森·侯赛因·克拉克借此时机组织了“DZ主持紫罗兰蟹”（DZ Hosts the Violet Crab），堪称范本性地重现了“卡巴莱”这一在历史上以反叛著称、如今(无论是好是坏)时常被用作滑稽模仿手段的娱乐表演形式，并以此向它致敬。从展览入口便有一股即兴的气氛弥漫开来：由艺术家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请来的迎宾员一边果决地报出每一位宾客的到来、一边引领他们进入主展厅并在舞台前的鸡尾酒桌坐下。我们曾见过皮皮洛蒂·瑞斯特（Pipiloti Rist）在她自己的电影中出现，而对于这次被她称为“第一次表演”的作品，瑞斯特安排哈维尔·阿帕里奇奥(Javier

在成功逃离帝都的沙尘暴之后， 空降至魔都这座中国最摩登的城市。当然，在整个周末丰富且时间撞车的艺术活动中，无时无刻不验证着其中西方文化的并置。

正如龙美术馆馆长王薇女士在去年Art021博览会论坛上所期许的那样，美术馆今年的展览计划是展示老中青（不过是倒叙）的上海艺术家。作为中国艺术家中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最年轻的一位，徐震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去年在巴塞尔博览会上亮相的《永生》系列，自然也囊括在此次展览的范围里。盛大的开幕由专业电视台主持人开场，王薇晚礼服盛装出席，艺术家徐震慷慨致辞， 以及徐汇区区长对当代艺术的鼎力支持，大家合力将开幕式带至龙美术馆开馆展以来的又一次高潮。不同于以往艺术品以孤品展出，艺术家把每件作品的所有版数同时亮相以彰显并置所带来的气势,正如在开幕式祝词环节中徐汇区区长王宏舟所言：“好东西不嫌多，多了才有震撼力！”也正是这种“赤裸裸”的展览方式，成为了开幕式上大家交头接耳的话题，比如这些版数是否即将成为决定艺术作品热销的首选版数。开幕典礼在一群黑衣现代舞者于三件《欧洲千手古典雕塑》间的穿梭中收尾，若是春晚上的《千手观音》能同台登场，就可谓是一场完美的中西文化排演了。

次日公共教育，论坛类的活动更是铺满全城。在心理斗争了半天后，我决定完全按地理位置进行选择，放弃了位于

三月十三日，在香港艺术中心汉雅轩《三个艺术世界》新书发布会和论坛上，曾一度引发中国艺术圈热烈讨论的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陆兴华引用了巴迪欧作为开场：“谈世界这个概念很麻烦，因为巴迪欧说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这同一个世界却处于不同的逻辑统治下，只有货币这个普遍等价物统治了我们五百年。如果我们能找到办法推翻货币逻辑的统治，也许就能立刻实现共产主义了。”

巴迪欧的原话到底怎么说的无从查证，但不管如何，陆老师的发言简直既切题又应景。“切题”是因为《三个艺术世界》其实是为去年汉雅轩三十周年展“汉雅一百：偏好”所做的画册，加上包括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约翰·弗得烈·哈托（Johan Frederik Hartle）、 高士明、邱志杰等在内的学者/艺术家撰写的文章，经过一年时间，酝酿出这么一本近500页的大部头作品。陆老师在追问“世界”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复杂性的同时，也不忘反复强调张颂仁收藏在帮助我们反思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应景”是因为再没有比艺术博览会更能让人体会“同一个世界”的暧昧性以及普遍等价物--货币的连接力量。

是的，艺术没有国界，艺术博览会更没有，巴塞尔尤其没有。从十二日开始，各个画廊、机构在香港的各种开幕、派对、晚宴就已经拉开序幕。几天密集的赶场不仅能消除人对空间界限的感知，甚至连时间界限也变得模糊（西半球的来客们自己也搞不清第二天的眩晕到底是时差还是宿醉）。

三月七日这个星期六，北京的艺术圈开始“骚动”。这个战略性的时间点处于春节长假之后、香港巴塞尔之前，画廊界往往努力地推出自己的艺术家，打响头一炮——在彼此暗暗较劲的同时，也迎合观众想一个下午把重要展览一网打尽的小算盘。随着展讯的曝光，媒体们也卯足了劲，朋友圈中纷纷刷出“周六可是跑断腿的节奏”之类的豪言壮语。据一些微信平台的总结归纳，全国范围内在3月7日前后的展览约有50个，其中大概四分之一发生于北京。

朱昱暌别多年的展览“隔离”汇聚了不少人流。在这儿，观众们碰到徐震、严培明、张慧和展望等资深艺术家，年轻的业内人士也肯定会前来兜一圈。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颇具话题性的艺术家朱昱为观众们铺设了一条曲折的通道。这条“记忆”之路——通道的一端悬挂着余留下来的食物和饮料的绘画——引领着人们联想起以往令人兴奋的“光辉岁月”；最终却通往人人寒暄的偌大展厅。此时，各种话题交织在一起：互不认识的人们开始加微信、交换名片，半生不熟的人们试探地抛出些话题。当然，在此等场合，特别熟识的人总不怎么聊天。

798艺术区这边的新展览还包括艺术家曾宏、杨心广以及郭海强的最新个展等等。展览大部分是个展，很多艺术家就算为了布展难得合眼，此时也得强打精神，好声招呼一个下午几波人的“来袭”。开幕的时候，揣测别人对你的作品的真实看法是件消耗体力的事情——标准不能以别人微笑的嘴角上扬程度衡量，此时的环境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欣赏作品。一个聪明的做法是把作品安置好以后，将展场全权“交给”观众。我在北京公社瞥到了戴着蓝色帽子的杨心广，他不起眼地倚靠着墙，默默站在角落，并不主动出击。眼睛里闪着光亮的人群愉悦地交谈着，挤满了他的展厅。

“德拉甘，你得让我和泽丹卡去，我们去太空绝对会很棒”，凯特•富勒（Kate Fowle）坐在黑色小商务车的后座上恳请说，她的旁边坐着策展人泽丹卡•鲍多维娜克（Zdenka Badovinac）和艺术家德拉甘·兹瓦迪诺夫（Dragan Zivadinov）、卢切扎·博亚杰夫（Luchezar Boyadjiev）以及罗曼·乌兰杰克（Roman Uranjek）。我们一行人正从位于莫斯科高尔基公园的车库当代艺术博物馆（Garag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的临时展馆，前往喧嚣的比罗咖啡馆，参加为2月5日开幕的展览“自由的文法／五堂课：‘艺术东2000+收藏’作品展”（Grammar of Freedom/Five Lessons: Works from the Arteast 2000+ Collection）举办的私人晚宴。

作为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SK）的创立成员之一，兹瓦迪诺夫也是一位曾七次进入平流层的候选宇航员，他将自己的日常工作描述发展“太空文化政策”。这个上午，他参观了被限制进入的星城（Star City），对此他自然地保持了缄默。不过，他还是满足了一下我们的好奇：他向我们介绍了在开幕上与他攀谈的老者尤里·鲍特林（Yuri Baturin）——这位宇航员曾两次进入太空，现供职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同我来往密切之前，尤里可没想到他的研究兴趣会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兹瓦迪诺夫得意地说到，“但现在，他可是为不折不扣的艺术爱好者。”

在还没有亲眼目睹刘韡“颜色”大展之前，我的想象便不由自主的停留在刘韡标志性的“形式感”绘画上，这也是展览题目给予我的一连串被动联想。顺着这个被动联想，迫切的赶往UCCA去参加展览开幕式的新闻发布会，但始终有某种空洞的期待伴随在这次展览的大动作与艺术家的名气上，预计媒体风潮的来袭是在劫难逃。展览开幕前一两天很多人就已经为 “颜色”剧透。微信上提早预热了高士明为刘韡撰写的文章，其中“冷暴力”一词尤为扎眼。出于对于生癖艺术词汇的较真和迷恋，“冷暴力”所携带的各种不确定想象令我迫不及待的希希冀从策展人、艺术家以及嘉宾口中提前获知某些东西。

UCCA学术报告厅内人数爆满，印证了媒体对于刘韡艺术家生涯规模最大一次个展的期待。作为这次展览策展人的田霏宇（Philip Tinari)），首先便回应了一个看似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在排除‘站在人民一边’、‘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等题目之后，最终选择了‘颜色’”，这瞬间得到了观众带有认同感的笑声。这时艺术家还是把这个问题的解释权夺回自己的手中：“展览题目之所以叫‘颜色’，源于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区别所有事物的方式”——很多人带着似懂非懂的表情。这句话让我感到“颜色”同时确认了刘韡作品彰显与隐藏的东西，它是一种感知工具，可能这就是艺术家所说的“抽象的东西比具象的更真实”的异议吧。

气氛终究被严谨的受邀嘉宾高士明从片刻的愉悦带回到严肃学术的探讨，

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之际，“艺术登陆新加坡”（ART STAGE SINGAPORE）迎来了第五届，一波又一波的庆祝活动也拉开了帷幕。在新加坡艺术周的旗号之下，100多场活动覆盖全城，从特别展到演出再到电影放映，艺术之旅和五花八门的派对，各项活动层出不穷。虽说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十分发达，除非是走马观花，否则即使想只参加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分身乏术。新加坡艺术画廊协会（AGAS）临时增加的摆渡车多少起了点作用，但一场场看下来也绝非易事。

与其他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不同的是，“艺术登陆新加坡”突出了东南亚的地域性，参加的画廊中百分之七十五来自亚太地区。但由于香港巴塞尔挪到了三月份，似乎很多资金不那么宽裕的画廊都被迫要从中二选一。对大藏家而言这不是问题，真正会买的人两边都不会缺席，而对于东南亚的藏家来说，“艺术登陆新加坡2015”是个好得多的选项，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大量本土的艺术作品。今年共有34家新加坡画廊参加，此外，8家来自菲律宾，10家来自马来西亚。VIP私人预展的销售状况很可观，但这对博览会来说也正常，因为藏家们都不想和开幕派对上的大队人马摩肩接踵。

除了那些大藏家们，博览会的观众还有来自韩国说唱组合Big Bang的 T.O.P。当他和随行者们一同出现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Arndt画廊（柏林，新加坡）代理的英国当代艺术组合Gilbert &

在雾霾笼罩的冬日北京穿梭于望京的楼宇之间，仿佛游荡在寂静岭般的末日世界，而中央美院美术馆第二届 “CAFAM未来展”即将在此时开幕。面对并不陌生的参展艺术家，我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对于“创客”这一新身份的接受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创作。提前一个小时赶往展览现场，随意在场内转了一下，发现依然有艺术家在现场监督布展，据说这样的布展工作已经持续了几个昼夜。不过这样忙忙碌碌的情形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有过多次的参展经历，部分人还举办过相当有影响的个展。

“CAFAM未来展”是中央美院美术馆常规性的大型品牌展览之一，“未来”二字意味着展览关注的多是处于探索期的艺术家，而本届展览采取机构推荐制，由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的各艺术机构通过提名的方式来对艺术家进行推荐，共提名231位艺术家，最终从中挑选出100余件作品参展。主办方的挑选标准是受人关注的话题，作为策展人之一的王春辰谈到：“从某种层面上说，策展人更多是提供服务的人，如组织艺术家、邀请嘉宾、为艺术家定酒店机票，在展览过程中也会积累一定的经验，在看到作品的时候被有意思的东西所吸引，而是否能有所共鸣是挑选艺术家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位经验丰富的策展人付晓东作为空间站的负责人参与了提名，她更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推荐一些不那么“热门”的艺术家，将机会留给仍然处于边缘的年轻艺术家，因为他们充满更多的可能性。

中央美院美术馆作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