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谈谈我们自己。”——每当说起这句话，“自己”即刻退远，供我们凝视、把玩、宰割、研究。它死去了，成了一句总结性的表述，以不容置疑的句号结束。在展览“个人陈述”的结尾，李维伊将自己的脸印在丝巾上，让一对情侣头套着两张松垮的画皮拥吻，模拟自己的形象如何在别人的眼中退远，被肆意想象和调侃。这是近于残酷的幽默。

李维伊似乎想要证明：即便她的作品毫无遮拦，却总是可以逃脱掉你对它的指认。这种习以为常的指认在上述的《恋人们》中被揭露出来。此时，聪明的观众当然会为自己想当然的观展套路感到脸红——我们接受“个人陈述”这一标题的引导，无效地合眼摸象，试图循序渐进地捕捉她的外貌，再拼合起来。不过，目之所及，牙齿、装扮、歌声、踪迹，更像是在交代另外两条有所重合的线路：她的“自我”以及她的作品是受何影响形成的。艺术史让开凿线路成为了可能。她在创作中引用了荷尔拜因（《死亡的必然》）、弗里德里希和刘春华（《黄雀在后》）、小野洋子（《在MoMA唱一分钟的歌》），一面表现了某种迷恋，一面将它们“圈养”起来，剥净它们原本沉重、伟岸或宏大的气质，只留乖巧。

语言与视觉的转译也在作品中被常常提及。李维伊制作了一颗蓝色的牙齿，生硬地将“蓝牙”这种技术标准还原成世人在它被发明出来前对它的想象，即“用物件结构翻译我们的语言”（引自艺术家的自述）。艺术与语言之间的分歧被摆上台面。语言总想主动地把所见之物分类和整理到已知的安全领域中，而视觉经验总不听话。然后，有些观众摇摇头，说“看不懂”，悻悻走开。

当代艺术创作的道德困境之一，是艺术家如何处理与观众的关系。李维伊的解决方案是，给那些试图在展厅里看见什么西洋景的观众吃闭门羹，劝诫他们说，艺术家生产不出来什么新鲜玩意儿，他们也为世界的喧嚣（比如说，语言、图像和艺术史）所困扰和塑造。这样一来，艺术家与观众——那些有兴趣为表演者起立鼓掌或恶评相向的“创作局外人”——之间并没什么争吵或崇拜的必要。捎带着，李维伊又应对了一个关于“开放性”的问题。她的（一部分，或一大部分）语汇是可被人读懂的，符合当代艺术的特定语法要求；同时，这对她并不重要。她知道，那些特别珍贵却难以名状的体会，存在于生活中漫不经心又无足轻重的碎片里。它是最私人的，完完全全自己的，也是最需要被表述出来的奥秘。这颇有禅意。

文／ 杨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