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称上看，继今年四月份“改造历史”之后，最雄心勃勃的展览当属“伟大的表演”了。“伟大”是一种价值判断，总是与标准的确立相联系，德勒兹与加塔利用块茎（rhizome）比喻后现代条件下思维模式所具有的多层次、多样性和非中心特征，与树干状的等级次序不同，这种思维方式更强调蔓延性，强调打破和消解现代性思维模式的桎梏。因此标准的概念总是变得虚无缥缈。谁伟大？谁不伟大？一度专注于研究现代主义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策展人冷林虽然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但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思契机，通过将“经典”与当下的行为艺术进行并置，使我们看到了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当代行为艺术话语所发生的一系列嬗变。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充斥着整个展厅，甚至令艺术界的人士产生了某种时空倒错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前卫艺术的经典时代，再现了那个时候的问题与“时代精神”。任何一本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书都不会不提的张洹的《为鱼塘增高水位》（1997）此次连同其制作的过程录像一同展出。时隔十三年之后，那些民工也许有的还在劳作，依旧在城市，这个永远的异乡过着艰辛的生活，有的也许已经告老还乡，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照片上的他以一种莫名的英雄式的气概望着远方，当初的张洹也许不敢想象自己会有这样叱诧风云的今天。

不得不承认，走身体路线的“老一辈”艺术家们是有理想的人。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马六明试图颠覆性别界限的《芬•马六明》[1996]）、敢于对自己不择手段（杨志超的《种草》[2000]、朱昱的《植皮》[2000]）、敢于进入公共空间，采取反常与挪用的方式制造公共事件（朱发东的《此人出售》[1994]），也敢于以调侃的方式挑战权威（在本届展览上，身体行为与政治最圆满的结合最终在宋冬的《哈气》[1996]中实现）。

身体一直都是行为艺术的“主旋律”，然而通过与这些经典的对比我们会发现，21世纪的行为艺术中，身体的含义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芙蓉姐姐亮相赵半狄的《半狄熊猫时装发布会》（2009）预示着身体已经脱离了十年前“苦大仇深”的前卫状态，变成了一次娱乐事件。而胡向前对于他的影像作品《太阳》（记录了他在烈日下赤身裸体晒太阳的过程）曾说，他是看到了两位黑人朋友之后感觉不错才产生了这个想法，但另一方面，这也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当代艺术最津津乐道的种族问题。至少，此次展览引发了一个思考：是否有必要真的将“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翻译成“表演艺术”？

文／ 梁舒涵